當中，凡商品都是以價錢決定它的高低。工作亦是商品，待遇就是這種商品的價錢。不問這種工作是有意義，無意義，而問的只是月薪，地位，紅餘以為這乃是工作的報酬，其實乃是錯誤。”
那麼，盧作孚又是如何認識的呢？“工作的意義是應在社會上的，工作的報酬亦應是在社會上的。它有直接的報酬，是你做什麼就成功什麼。你要辦一個學校，就成功一個學校；要修一條鐵路，就成功一條鐵路；這便是直接的報酬，是你的成功在事業，幫助卻在社會上。你成功了一個學校，幫助了社會上無數讀書的小孩子，或培植了社會上無數需要的人材；你成功了一條鐵路，幫助了無數的客和貨，幫助了生產建設或文化傳播，這便是間接的報酬。最好的報酬是求仁得仁——建築一個公園，便酬報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酬報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可靠的報酬！一點兒月薪、地位算得了什麼”
盧作孚的見解是深刻的。他的目光永遠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總是深入其裡，看清事物的本質。因此，後人在評價一代船王盧作孚時，有的人冠以“文化船王”之美稱。
當1935年底，國民政府透過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向法國借款修築成渝鐵路時，正準備造船裝運築路器材。盧作孚獲悉後，敏銳地感到這是一個不祥的訊號。他不能不擔心宋子文的建設銀公司插手川江航運，從而會成為民生公司發展中的勁敵。於是，盧作孚一面透過政學系向蔣介石說項，民生公司願意低價包運全部築路器材，並請貸款添造新船；另一方面盧作孚又以聘請顧問作為晉禮，拉攏宋子文的心腹韋煥章，使其向宋子文疏解。宋子文考慮包給民生公司比自己造船合算，遂同意貸款160萬元。
盧作孚獲得這筆貸款後，新造4艘大型輪船，既發展了自己的船隊，又避免了新添競爭對手。事後，民生公司特聘宋子文、胡筠莊為常務董事。
1936年3月15日，民生公司舉行了第十一屆股東大會，改選了董事會，財政部長宋子文、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交通部長和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訓康銀行總經理康心如、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等各路頭面人物當選為民生公司董事。後來，上海青幫的另一個鼎鼎大名的頭子黃金榮也加入了民生公司董事。“這是為了適應舊中國複雜的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社會關係而採取的措施，自然，這些顯赫的要人對民生公司也不是沒有好處的。但是，危機也悄悄潛伏進公司——中國官僚資本集團開始對民生公司起了覬覦之心。”
盧作孚的名言就是：出汙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汙！
1936年4月13日早晨，蔣介石在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輪第一次入川。航行4天，於4月16日午後抵渝。
蔣介石一上岸，大聲吩咐身邊的隨員：
“獎給這條船1000塊！”
1936年底，民生公司召開了10週年紀念大會。盧作孚10年的苦心經營，逐漸改變了初期資金微薄、船隻少、航線短的劣勢，在航商如林、競爭激烈的川江，先後兼併了24家中外輪船公司，收購大小輪船44艘，已是擁有45艘計19817噸位的航運企業。
在民生公司的會議室裡，掛著一張圖表，它將民生公司10年的發展情況一覽無餘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在鞭炮和歡聲笑語中，盧作孚再一次眺望著嘉陵江——民生公司的發祥地，他的眼眶有些溼潤
多年以後，當航業史學家們回頭總結民生公司的成功時，對民生公司確立巨大優勢的種種因素給予了中肯的評價。
史學家們認為。一是社會輿論上的優勢。民生公司以愛國企業自評，積極參加和支援反帝愛國運動，並在自己的企業中採取措施，消除封建的洋行買辦的各種影響，樹立起愛國企業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它在職工中大力灌輸的“民生精神”，造就了在文化素質、技術素質和BK＆素質上，都優於其他公司的職工隊伍，從而有利於推動企業經營走向現代化，和企業素質的全面進步，推動民生公司生產力的發展，成為長江航運事業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三是民生公司擁有一支龐大的川江船隊。1936年時，民生公司在川江上1000多公里的航線投入了它全部運力約36。4％，計7000多噸的船隻。假如把行駛渝滬和季節性航行川江的運力分別按照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折算計入，則達11600總噸，佔公司運力的57％。從下面這份比較表中可看出民生公司的實力。
幾家航業公司宜渝線貨運量比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