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古耕虞主動找上門去，不惜招禍地挽救了他們。
此時，古青記已直接打入了國際市場，獲准在重慶直接報關的資格，也就是說，只在重慶辦理好出口手續，雖經由上海口岸，卻與上海關無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無這種資格，也就是說須受重慶、上海兩關的雙重製約；在重慶繳納了關稅後，仍須以重慶開具的免稅證向上海關報關。漏屋偏逢連夜雨，正當三家在困境中掙扎時，又出了麻煩：上海關扣下了他們的全部出口貨物！理由是，上海關在校驗過免稅證後，認定重慶關估價過低，堅持補稅，否則不令放行。這無疑地是對搖搖欲墜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兒籌集這大筆的鉅額稅款；不交吧，貨物存在海關，情形可想而知，時間一長，錯過貿易機會，用俗話說“趕不上行市”不說，還會弓愧信譽損失甚至招致賠償，這散、漏耗損，存關費用，要不了多久，就會像蝗蟲蝕莊稼般鬧個地場光。而這批貨物已是三家的最後一點兒元氣，是拼足了餘力聚起的最後的全部剩餘家當，一旦蝕掉，不僅是氣若游絲，恐怕只有“壽終正寢”了。此時倘若乘機吞掉這三家，在古耕虞來說，不過是順手牽羊，不費吹灰之力的。可是，他並沒有這麼做，卻正好相反，他仗義地挺身而出，不惜冒開罪權勢極大、炙手可熱的上海關——全國海關之王，來挽救三家的頹亡，維護三家的利益。他不但為三家出謀劃策，而且在三家因甚懼上海關的強大權勢而猶豫、顧慮時，慨然聲稱：我來出頭替你們打官司！為了你們，我一定要打贏這場官司！
於是兩面著手，一面向上海關提出正面申請，請上海關允許以押款的方式，對這批貨物先予放行，以穩住上海關；一面向總稅務司與南京財政部同時提起控訴，指控上海關恣意估稅，刁難設障，阻撓出口，影響外匯收入。也是兩手準備：官司打贏了自沒話說，貨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說，上海關還得將押款退回；一旦輸了，也無非是補稅。但他絕不想輸，而是要贏！為了確保“要打贏這場官司”，他又下出了很關鍵的一步棋：鼓動重慶關出面充當另一原告。痛陳利弊也是古耕虞的專長之一，他找到重慶關，鄭重地說：
“你們完全有按稅律估價的權力，更有這個能力，也負有重大的責任，是不會估錯的！（言外之意：上海關沒有把你們放在眼裡！這樣做無疑是要證明你們沒依律估稅，沒有估稅能力，因而必須負有重大的誤估責任，損失最慘的是你們！）而上海關卻任意認為你們估價過低（潛臺詞：這個“任意認為”不正是“有意作對”麼？）。如果首例一破，長此下去各個海關自行其事，勢必輕視估稅關的權益，任意加稅，結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險，每過一關都有加稅的威脅，還怎麼經營？而這種做法又明顯地是違反海關規程的（搬出“法律依據”，君等可大膽地堂而皇之地出師了）。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視的特殊情況，就是深受國際市場行情的嚴格制約，而國際市場的行情又是瞬息萬變的。如果關關設卡，寸步難行，加稅之外，又要扣押貨物，莫說數關，就算是一關扣押幾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導致因誤失了物價良機，而無利可圖，甚至虧蝕老本，還談何經營？因此說，如果任由上海關隨心所欲下去，則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騰破產，也只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這一大塊外匯收入可就要毀於一旦了！（話外音：這可是與你們關係非淺、利害非輕的大事呀！）”
慷慨激昂、義正詞嚴而又鑿鑿有理，不由重慶關不動心，不關切，不“義不容辭”、“理所當然”而又理直氣壯地出面去充當這場官司的重要原告。
如此一來，僅憑了一張利口，就巧妙地點起了一場大火，重慶關出於被侮的“義憤”與切身的重大利益，當即“理直氣壯’”地向總稅務司提出了對上海關的指控。而古耕虞這個首發其難的原告，卻樂得清閒，在己變成以兩關之間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觀，看他們關對關，也是官打官，關關、官官之間的激烈扯皮，自然要比他親自出西省事得多，也更有利得多！
由於重慶關本也不是白給，又經過古耕虞巧妙地啟發，依據充分，理由正大，這場官司的結果自是以重慶關勝訴而告終，上海關自然不得也不敢對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難，無須補稅不說，還將三家的押款如數退回。一場官司，使三家商號由困窘無路一變而為贏家，不但不消愁那鉅額補稅款無從籌措，連該損失的也沒有損失一點兒，又及時地出了口，趕上了價格良機，獲得一筆理想的賺頭，由瀕死而得救，且大大地緩了一口氣。這是救命，而且是甘冒觸犯權勢炙人的上海關，與不惜破費的救援，完全可以說是從井救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