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 如果沒有革命，我也不會在巴黎，而是在西伯利亞被永久流放。 在１９１７年的夏天，革命的自發勢力在莫斯科舉行了為準備教區代表大會而召開的集會。 我有時不喜歡教會的集會，我討厭它很少思想性。 不過，我還是想參加這些集會，儘管在這種集會中不能起積極的作用。我的觀感一直是很沉重的和很厭惡的。最後，我決定不去參加任何大的教會集會。我覺得這些集會好像是俄羅斯民間的酒館聯盟的集會。過去參加這種集會的所有的人都會得到這種印象：東正教會和反動派、保守派、君主專制制度、“黑幫”
思潮有著密切的聯絡。但是，現今東正教會完全從這種聯絡中解放出來了，同時，也疏遠了小市民和很少精神特點的中間教會群眾。要知道，佔據了會議的那些問題的水平是不高的，完全不適合時代的災難性特點。在集會上，沒有任何一個俄羅斯宗教思想提出的問題得到提高。 這是小市民生活方式的東正教，它被特別瑣碎的、雖然是必須的、外在的教會結構問題所充滿。甚至，像布林加科夫和Ｅ。 特魯別茨科伊這樣的人（他們編制大部分會議文獻）
參加，也不能提高集會的水平。 這暴露出官方東正教會之特別的保守。 我回想起，在革命之初，我費了好大力氣說服了我們的神甫來到大弗拉西葉夫斯基巷，跳出以皇帝的專制統治名義為教會服務的藩籬。 這個神甫是個很美的人（在舊俄，好的神甫不少，但沒有幾個好的主教）
，但是他完全被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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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劇。 精神的交往９１２
——國家原則所浸透。對他來說，君主專制制度的覆滅就是東正教會的覆滅。當開始對反對教會和教士的行為進行迫害時，便可發現許多忠誠於自己的信仰和同意忍受災難和痛苦的人。 教會的環境由於迫害而“淨化”。在東正教會內部任何新的創造性意識的象徵都不可能發現。 作為傳統的社會機構的教會比作為神秘主義組織的教會更有力量，在我被從蘇維埃俄國驅逐出境以前，我對東正教會還有一個光明的印象，這就是我和阿列克賽。 梅切夫的會晤。 他是白教士，很尊敬老人。梅切夫給我留下了在所有的與精神領袖會晤中最強烈的和最令人愉快的印象，從他那裡出來特別的高興。我在他那裡沒發現任何的精神階層否定的生活方式的特點。他是白色的（而非黑色的）
東正教的代表。順便地說，他曾說過，不應當指望用干涉和軍事暴力去推翻布林什維克，而要特別指望於俄羅斯人民的內在精神轉變。 他還說起紅軍戰士在夜裡去找他進行懺悔。所有這些都適合我所固有的情緒。透過他，我感覺到自己和東正教會的聯絡，這種聯絡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完全中止，儘管我對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且希望進入到基督教的全新時代。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感到自己是屬於神秘的基督教會的，我的宗教原理和索洛維約夫的宗教原理是同源的。當我流落到國外並同俄國僑民相接觸時，就開始了我的生活最艱難的時期之一。 對此我將在其他地方論述。 在這裡我只說，在國外的俄羅斯東正教氛圍只能與珍視真理、正義和精神自由的人的東正教相沖突。 這種氛圍感染著深深的政治和宗教的反動性。 尋求的不是正義，而是制度和強有力的政權。 國外的東正教表現出教權主義情緒，這在過去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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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自我認識
的。 在東正教中沒有教權主義，這種教權主義忽然開始自認是真正東正教的統一物。 主教和神甫幾乎被奉若神明，如果哪一個舊形態的主教不傾向於吹漲自己的權威，那麼年輕人並不滿意，並要求他具有權威的教階制度意識，即服從年輕人的意識。 大部分僑民都把東正教會看作符合心意的國家制度的工具。 當認為政治高踞於精神之上時，在東正教中則將帝王放置首位。這是薩杜基教派①主張的延續。一小部分人則首先重視正統的教會傳統，對他們來說，基督教被歸結為寺院的虔誠和教會機構規章所規定的祈禱，我任何時候都沒有這麼尖銳地感受到可怕的誘感：缺乏好的教育，尊重自己作為一個正統的教徒，經常造訪教會機構，常常領聖餐。 這是精神性在外在的儀式、條例、規章，東正教的假仁假義中的壞死。 俄羅斯的創造性的宗教思想傳統完全中斷了，只有不大的哲學和神學思想代表的小團體保持它（他們不承認現在的東正教）。在我這裡，反對這種環境的造反情緒在增長，我不能容許對此不用口頭的或書面的手段進行抗議。 我還將講很多關於我與西方基督教世界，和天主教徒、抗議者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