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旗幟下為了麵包而拒絕精神自由。在俄國革命中，威力意志比自由意志更有力量，在當時歐洲共產主義中，帝國主義的因素比革命——社會的因素更有力量，與我發生的最大的衝突正好是這個帝國主義因素。
G G G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那些年，在共產主義革命的自發力量中，給了我生活中最尖銳、最緊張、最大反差的感受。 我完全沒有感到沮喪，我不是消極的，好像遭到意外慘禍似的，我在精神上是積極的。甚至當執行必須的勞動義務，去剷雪，到城外進行體力勞動時，我都完全沒感到沮喪和不幸，儘管因習慣於腦力勞動而感到身體疲勞。我甚至視此為當然的事，儘管幹起來迷迷糊糊。 一個時期裡，生活是半飢半飽的，但是所有的食品卻比過去豐盛的年頭裡更加可口。 我仍然住在我原來的住宅裡，那裡有世代相傳的傢俱，牆上掛著先輩的將軍們的肖像，他們還帶著綬帶、星章、英雄十字勳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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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自我認識
的居室和我的圖書館原封未動，這對我有很大的意義。 雖然我對於蘇維埃政權是相當不能接受的，並且不想和它有任何的聯絡，但我有保護的證書，這個證書可以保護我的房屋和我的圖書館。 在各種型別的共產主義國家裡，公文都具有神聖的意義。 在一定的意義上說這是公文官僚制度的王國。 這個時期很多的作家都前往克里木，在那裡可以經常遇到藝術的保護者盧那察爾斯基，他參與藝術與戲劇部。 我對此是反感的，我不想遇到我年輕時的同志盧那察爾斯基。 我與老朋友依萬諾夫和格爾申宗斷絕了來往，因為看到了他們的看風轉舵和妥協主義的行為。 現在，我想我是不完全對的，特別是對待格爾申宗。 當時蘇維埃制度還沒有完全制定好和組織好，還不能稱它為極權主義的，在它內部還有很多矛盾。 首先，它規定了科學家的一份配給品，很多的人都得到了。 還給２０名最著名的作家（人們戲稱這些作家為不朽的）以配給品。我是這２０名不朽者之一，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成為這２０名當選者（也就是在食物方面享有特權地位者）之一。 在這個時期，也就是給我配給品的時期，我曾被捕並在契卡那裡呆過。 當時在克里姆林宮裡還有舊俄知識分子的代表：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布哈林、梁贊諾夫。 他們對待知識分子代表、作家、學者的態度與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是不相符的，是另一樣的。 比起肅反委員會來，他們在排擠俄國知識分子方面顯得不好意思和靦腆。在蘇維埃——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的５年裡我表現了各種形式的積極性。在１９１８年我參加了以大牧首為首的教會遊行。這種教會的遊行規模很大。人們在行進，不是堅定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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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世界９４２
成了人流，但是沒有祭品。 通常，我仍寫得很多，雖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出版。 我寫完了４本書，順便地說，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歷史的意義》和從哲學上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兩本書。 從我的演講和課堂討論中產生了這些書。 我很多地思考了歷史哲學問題。 歷史悲劇和轉折對此產生了促進作用。 我寫作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主要是在《宗教裁判大法官傳奇》的思想影響之下完成的。 我很積極地參加全俄作家聯盟的理事會，是聯盟主席的副手，並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代理主席（按策略能力而不是根據選舉擔任）。
當需要替作家聯盟的成員斡旋，從監獄中拯救他們或者保護他們免遭遷出住宅的威脅時，那麼通常我都去請求加米涅夫，當時他住在工人代表莫斯科蘇維埃裡，在一個過去莫斯科的將軍——總督的房子裡。 應當說，後來的命運非常不幸的加米涅夫，一直是很關心並且保護學者和作家的。 為了保護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他作了很多事情。 不過，我去找他則是一種犧牲。 雖然他很客氣，但是他已經具有了達官的樣子，穿著帶有海狸領子的大衣。整個環境都是官僚制度的，從而引起我的反感。有一次，我和作家聯盟理事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去找加里寧，為的是從監獄中解救奧索爾金（他因為幫助飢餓者和生病者協會的事情而被捕）。
我們與盧那察爾斯基達成了協議，但國家首腦加里寧對我們說了一段有名的話：“盧那察爾斯基的介紹信沒有任何用處。 所有的人都是同樣的，正如如果我給了一張帶有我簽名的介紹信，同樣沒有任何用處一樣。 但是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的介紹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１９２０年我是莫斯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