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和《新龍門票販》這兩部作品，都以調侃的語氣將春運困難、黃牛黨猖獗等現象解析得淋漓盡致。不少“惡搞”作品則將表現的內容對準大家都關心的社會問題上，關懷起民生疾苦來，頗具強烈的現實責任感。
第二部分 第86節：尋樂（12）
對於那些“強烈關注社會現實”的“惡搞”作品，很多網友都紛紛感嘆：“以前電視上、報紙上都是用非常嚴肅的面孔來報道這類問題，說得多了大家反倒不以為然，這樣看似‘惡搞’的方式給人的印象深刻，比起刻板的說教更有教育意義，更能讓人接受。”
各種版本的“惡搞”作品受歡迎程度大大超出人們的想象。“惡搞”已經從普通意義上的搞笑，轉變成為擔負起具備文化意義的批評武器，將傳統的一本正經的文藝批評拉下殿堂，成為一種顛覆性的批評形式。有分析說：“惡搞文化”是在新時期下平民大眾創造的一種批評原則、審美趣味和娛樂精神——是人民冷嘲熱諷的解構姿態，是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批評，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追根溯源，“惡搞文化”其實並不是中國的專利，它也應該算是一種“舶來品”。“惡搞文化”起源於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遊戲界，起先是教遊戲玩家如何把“爛遊戲認真玩”，即有“認真面對爛東西”的意味。20世紀90年代末，這種遊戲玩法傳入中國臺灣，成為臺灣網路上一種重新解構流行文化的工具，這種新文化工具經由網路傳到香港，繼而傳到中國內地。
有人給“惡搞文化”作出了這樣的定義：對嚴肅主題加以解構，從而建構出喜劇或諷刺效果的娛樂文化，常見形式就是將一些既成的話題、節目等改編後再次釋出。
如果按照這種定義來界定的話，世界上出現最早、發展最成熟的“惡搞文化”可能還數美國。從1991年開始，美國的科學幽默雜誌每年都要舉行一次“搞笑諾貝爾獎”，它模仿諾貝爾獎，頒獎給那些無法重做亦不應被重現的科學研究。如在2005年的“搞笑諾貝爾獎”中，美國人米勒獲得醫學獎，他發明的公狗用矽膠蛋可以幫助被閹公狗重拾自信。在美國，類似的獎項還有金草莓獎，它模仿奧斯卡金像獎，為垃圾電影有出頭的一天而設定獎項。
在國外，多數“惡搞”作品更喜歡拿政治人物“開涮”，在“惡搞”中加入政治諷刺，以表達自己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注或者宣洩不滿情緒。
“惡搞”這一娛樂文化形式在中國發展壯大後，也成為人們宣洩情緒的一種渠道。而在“惡搞文化”中，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宣洩，部分作品喪失了應有的道德榮辱標準，由此招來種種指責和非議。當“惡搞”越過了人類公認的道德、倫理界限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惡”，那也就會失去“惡搞”本來的原意。
由於人們的審美疲勞以及“惡搞”作品質量的下降，加之國家廣電總局等有關部門加強管理，進入2008年後，同“選秀”熱潮一樣，“惡搞”之風也漸次衰落。而在此後，一種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的網路“山寨文化”又開始蔓延、流行起來。
草根娛樂文化的興起
“選秀”也罷，“惡搞”也罷，在21世紀前十年的這兩大全民娛樂風潮中，深層次的詮釋都為其貼上了“草根”的標籤，“草根文化”、“草根娛樂”成了它們的代名詞。在2005年前後，“草根”一詞也成為中國社會的流行詞。
“草根”直譯自英文的“grassroots”，始於19世紀的美國，當時美國正流行淘金狂潮，盛傳在山脈土壤表層草根生長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蘊藏著黃金，引得人們紛紛尋找。後來“草根”一詞引入社會學領域，“草根”被賦予“基層民眾”的內涵。顧名思義，“草根娛樂文化”也就成了平民娛樂文化的代名詞。
“草根娛樂文化”的亮相成為21世紀前十年間中國社會的重要文化思潮。在電視選秀和網路惡搞熱潮風起雲湧之時，一些真正富有知識性、趣味性的“草根文化”節目也在迅速走紅。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用“平民史學風格”捧紅了易中天、于丹等一個個“學術明星”。這些“學術明星”面向“草根階層”受眾，採取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對《三國演義》、《論語》、《紅樓夢》、明史、清史等經典著作和歷史人文進行“時尚”、“通俗”、“娛樂”式的解構、顛覆，在觀眾中間引起熱烈反響。這些被冠以“學術超男超女”的“明星學者”們，在學院與民間、精英與大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把具有真正文化意義的“草根娛樂文化”推向了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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