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變得沉重了。接下來他的發言內容幾乎是重複了他在私下寫給朱鎔基總理的那封信。
李昌平發言完畢，他的“不和諧”聲音讓領導很生氣；其他人全都閉目養神，一言不發。就這樣沉默了一陣後，縣領導終於開口：黨委書記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
縣委的新決定和縣領導的“正氣”態度促使李昌平義無反顧地把那封信發了出去。
信發出後，李昌平一邊按照信裡的建議思路著手棋盤鄉的改革工作，一邊靜觀其變、靜候佳音。
2000年4月1日，中央調查組的兩位同志來到了監利縣，他們沒有驚動縣領導，而是直接與李昌平接頭，在當地展開暗訪工作。在此後的4天時間內，調查組走訪的情況正如李昌平反映的一樣，有的還更嚴重。
第一部分 第44節：國脈（19）
中央調查組剛走，龐大的省市縣調查組來到了棋盤鄉，對棋盤鄉的各項工作進行調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尷尬的境地。縣檢察院到李昌平工作過的地方調查他的經濟問題；在縣裡開會，李昌平不得不單獨坐一個位置。在很多人看來，一個基層幹部越級向上反映情況，就等於告本地官員的狀，就是給本地抹黑。
5月8日，農業部打來電話，說朱總理等人在中央暗訪組的調查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著手研究解決農村突出問題的辦法，希望棋盤鄉大力改革，年底再來檢查。
6月6日，湖北省委書記、省長一行到監利縣調研並召開現場辦公會，認為監利縣棋盤鄉等一些鄉鎮存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並立即著手進行改革。至此，一場以棋盤鄉為中心的湖北省農村改革正式登場。
但化解債務、精簡機構、減輕農民負擔，無一不是與既得利益者做鬥爭，困難重重，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荊州市委某領導定性為該縣“不穩定的核心”。李昌平成了矛盾的焦點，他明白自己的處境，知道自己在監利無法呆下去，他不得不選擇離開。2000年9月，李昌平給縣裡遞交了辭職報告。隨後他孤獨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車，目的地是深圳——他這個鄉黨委書記也不得不像自己當初治理下的百姓那樣背井離鄉去打工。
一封信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也徹底改變了李昌平的命運。之後，他從一箇中國農村政策的執行者，轉變為對中國農村政策的研究者。像李昌平這樣的農村幹部真可謂是“滄海一粟”，而這“一粟”也不得不漂泊於江湖，欷？中他的悲情結局讓人感到悲壯。
中國的根本問題
李昌平的結局可能太悲情，而他的悲情換來的卻可能是更多人的悲喜。他讓這個社會從來沒有如此般地關注過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他引爆了“三農”問題關注的新熱點。正如他出走後兩個月，在媒體組織的“2000年度人物”評選中，一位群眾所評價的那樣：“選李昌平（當年度人物）的最大意義不在於他堂吉訶德式的舉動，也不在於引發了當地機構的精簡與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問題擺到了我們的面前，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講實話的基層官員。”
其實，李昌平也並不是第一個提出“三農”問題的人。早在1996年5月，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曹錦清就隻身來到河南，記錄其沿途所看、所聽、所談、所思，2000年結集出版了《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他在書中疾呼，改善鄉村社會“是一個關涉到我們民族前途與命運的大問題”。在2000年前後，引起轟動的“三農”著作還有《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國農民調查報告》等，“三農”問題日漸成為學界、政府和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
中國農民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存在，13億人口中有9億是農民，有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是中國人口的主體，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是中國城市的母體。農民的變動，就是中國的變動；農民的變動，強烈地影響著世界的格局。“九億農民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一抖”。毛澤東很早就斷言：“在中國，誰不注意農民問題誰註定會失敗的。”“幾千年來，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農民是沉默還是怒吼，決定著一切朝代的興衰存亡；農民是積極還是消極，決定著任何社會是前進還是停滯；農民是擁護還是反對，決定著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還是死亡；農民是支援還是違抗，決定所有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中國的根本問題——九億農民何處去》，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