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軍，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1月。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根本問題。“三農”如此之重要，而在2000年世紀之交前後，中國的“三農”果真是到了如李昌平所說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岌岌可危地步了嗎？甚至還如海外某些人所說的“三農”問題將導致中國崩潰那樣嚴峻嗎？中國的“三農”到底怎麼了？
第一部分 第45節：國脈（20）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從1995年到1999年，中國糧食連續5年大豐收，其中有3年糧食產量超過1萬億斤。農業豐收，糧食充裕，價格便宜，按理說這應該是農業形勢大好的標誌了。然而，中國已經步入市場經濟，儘管對農業還有很多保護性的措施規定，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農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衝擊。糧食連續5年豐收，社會庫存猛增，供求關係發生急劇變化，糧價則持續低迷達7年之久。種糧不賺錢，農民的主業似乎靠不住了，大豐收的“副作用”開始逐漸顯現。拿“三農”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來說，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實際增長9％，從1997年開始，在此後的7年時間裡，農民收入持續走低，1997年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到了“九五”最後一年即2000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降到了可憐的2。1％。
2000年，農民收入問題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上受到高度重視，會議期間，“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專門被加進檔案。2001年中國農民收入增長4。2％，2002年增長4。8％，2003年增長4。3％，雖然這三年農民收入較前兩年有恢復性增長，但增長幅度和速度都非常緩慢，與同期城鎮居民收入相比，僅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而且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7∶1擴大到2000年前後的3。23∶1。
農民增收困難，收入連續下降，其他的問題也隨之而來。農民負擔越來越重，種田甚至虧本，土地被撂荒，農村公共事業越來越糟，農民就業受到限制，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分配懸殊，鄉鎮機構人員超編，農村生態環境惡化，農村腐敗和農村社會治安問題日漸突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所有的“三農”問題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都暴露出來。多種跡象顯示，“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已然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官員說，“三農”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坦言，他日夜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增加農民收入，這個問題最大，讓他頭痛不已。
中國“三農”何以至此？除了農產品價格下跌、非農產業發展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減弱、農民進城打工的門檻抬高等這些直接原因外，有分析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實施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及城市偏向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導致“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
為推進以城市化和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化發展之路，中國的“三農”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有分析測算，透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土地徵用、工資差和未上社保等幾項“二元”舉措，中國農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積累，最保守估計高達30萬億人民幣！而這還不包括農村儲蓄向城市和工業提供的有償信貸資金，也不包括過去農民為國家上交的各種稅費。
“我們欠農民太多。”“中國的歷史應當記住：農民對於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對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今天制定和實施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體制和政策，要對得起為建國和發展付出了巨大犧牲的農民。”《國家政策要對得起付出巨大犧牲的農民》，周天勇，《中國經濟時報》，2007年7月17日。
雖然中國農民為中國的發展作出過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自從新中國成立後，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卻人為地把農民劃分成為了“二等公民”。
“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400元，卻要徵收200—300元/人的人頭稅，農民交不起稅，就管他們叫‘刁民’，讓‘刁民’下跪、辦‘學習班’、關‘小黑屋’，這是基層幹部常用的工作方法。”③《誓為農民鼓與呼——專訪李昌平先生》，李昌平，小雨，《南風窗》，2002年12月3日。農民種地虧本，靠種地沒法生活，要離開農村進城打工，卻要花幾百元辦齊各種證明才能離開農村；農民進了城，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