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見證者，他無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裡逃生記”。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劉老坐在他芙蓉海邊路芙蓉園住家的客廳中，以頗為風趣的口氣當開場白說，他年輕時不大相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然而，自逃過日治時期的“死關”後，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年齡，而且還遠遠超出了十年，因此，現在對那句話信足了一百巴仙。
50歲的劉修良
他說，日軍侵佔森美蘭州時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內的日叻務縣、瓜拉庇朥縣、林茂縣、芙蓉縣好些地方變成屠場，更有數以千計的華裔男女老幼變成冤魂。那時身為教師的他，也險些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從新加坡來的特務隊看上了我！”
劉老望著客廳裡的風扇，彷彿要藉它撥出當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說，當天早上9時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當年設在洛士街福建會館中華小學的辦公室問誰是劉修良？他答稱他就是，於是遂被帶上卡車。當時，他發現車上已有幾個人，他是最後被捕的一名。
他說，過了不久，一車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鄧伯路牢房，關在第三樓。在那裡，每間房關二至三人。他記得，當時他與李致祥局紳同處一室。
“形容日軍殘酷與狡猾，那是一點不錯的！”劉老說，一進房後，日軍將他們的錢包、手錶、自來水筆、鑰匙圈等都搜走，並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說，家人一睹那些東西，都以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2）
其實，他們都沒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難，他說，為了讓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馬來人警察幫忙，拿來鉛筆寫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後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顆忐忑不安的心。
劉老人雖老但記憶力強，他說，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與李伯瑜個別是中華小學副校長和馬裡街大華小學校長外，就是管紹南（加流街南發洋貨東主），田穀初（大街大裕興洋貨東主），何楚衡（大街萬山和藥店東主），黃和謀（沉香路建築商，當時中華小學董事長），李致祥（當時英殖民地州議員），王會堯（當時中華小學校長），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東主）。
他說，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裡被日本特務隊拷問時，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與同伴都被人誣告說，當年的雙十節，他們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師爺宮裡開會，發表抗日的言論，肯定是同盟會的成員，所以被“請”了來。
“對於那‘莫須有’的罪名，我們當然矢口否認，但換回來的卻是熱辣辣的幾巴掌和幾下日本火腿！”
他說，此後日軍改變方法，一個個問，不過，他卻有至死不認的決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沖涼時，身為校長的王會堯才偷偷對他說，日軍吃軟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於其已五次否認，故那閃亮亮的長軍刀，都在他的脖子後威脅，最後終於承認，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長也對我說，日軍統治期不會太長，承認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僥倖不死，那豈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嗎？”
他說： “好漢不吃眼前虧，被長軍刀威脅了兩次後，我也乖乖承認。”
死亡線上遇救星
劉老指出，在審訊時，他很幸運遇上三位救星，那條冷過水的命才拾回來。第一位恩人是練成道場場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當年得森州教育局長（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譯員鄭官祥（華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說，10月10日那天，我們見到犯人在道場內接受訓練，其肯定不會到沉香路去參加同盟會成員的會議。
這是劉修良的部分剪報集
說到這裡，劉老也解釋說，所謂練成道場，那是日軍的一種訓練所，好像現在的師訓學院，教師是他們心目中的高階公務員，所以在遴選後都被派到該處接受日文課程與體育活動的訓練，以便效忠大日本國。
他說，就這樣，他逃過大難，被判無罪釋放。不過，其他的八人，他們的遭遇可真慘。被處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紹南，被打傷無藥可醫而死的是田穀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會堯、王子家、黃和謀。戰後，黃和謀故去，王會堯於1948年回中國。目前僅存者計有他本身、李致祥和遠在中國的王會堯。
劉老回憶說，扣留95天后釋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於半個死人，因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莧菜參粥水當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