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正義似乎真的來了，但實在是太晚了。
縱觀蔡京的一生，沒有仔細研究的話，總會把他歸納成個臉譜。他又奸又惡，又狠又兇，害人害到刨墳掘墓，是個天生的壞種。真是這樣的嗎？當年在邊遠的福州長大，一步步考上官場，沒有根基沒有靠山，從零拒絕起步的那個少年，是怎樣變成這樣的元憝巨惡的呢？
被逼無奈，他生活在新舊黨爭最激烈的時代裡，是時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惡土壤裡培育出來的邪惡之花，不想倒在洪流裡，就只好操縱這股洪流去淹沒對手！甚至於他的作惡，也帶著無可奈何和僥倖。
在他敗亡時，有一段對話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那時門客散去，一個門客臨走前忽然問他：“明公高明遠識，洞鑑古今，難道不知道國事會衰弱至此嗎？”這真是千古之問，以蔡京之智，難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惡，在敗壞國家和種族嗎？
要說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
蔡京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回答說：“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覺得自己可以倖免於禍罷了。”一句話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慘烈的黨爭倖存之後，儘自己的餘生去尋歡作樂而已！
哪有什麼天生的壞人，他只是個偷生的螻蟻，一個躲在時代裂縫裡及時行樂的膽小鬼，一個放棄了之前理想的廢品。
至於他的作惡，最大的壞處並不是毀了宋朝，他之惡，在於一言堂。在他的統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統一了言論，沒有人敢反對他，更沒有人敢議論他，他破壞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連真話都不敢說了。這是之前呂夷簡、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
也就是從這時起，漢人在政治上膽怯到了不敢出聲的地步，代代相傳，直到今天這種習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夥們，毀了一個民族的根本。
另外，他的敗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沒有金軍突然來襲，他、六賊們仍然逍遙法外魚肉蒼生。這造成了另一個致命的後遺症。
——宋朝人沒能靠自己的力量斬除這些毒瘤，進而更進一步地反思，杜絕這類人的出現，於是在不久之後，蔡京借屍還魂，他這樣的人變本加厲地重複出現著
清掃開封城、回收老爸、殺光六賊，做完這些的趙桓環顧四周，仍然覺得有事，確切地說，是一些人有問題，比如首相李邦彥。
嚴格地說，李邦彥也是徽宗朝的官，與六賊相比無論是功能還是性質都非常一致，只是由於出道太晚了，才沒擠上那班車。他在東京保衛戰裡的表現也體現出了這一點，相信只要時光倒流，或者機會合適，他一定把禍國殃民進行到底。
危險過後，趙桓看著這位首相，舉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實在不甘心，最後實在沒忍住，才決定罷他的官。李邦彥被外放，出知鄧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還在，出於慣例，宋朝官方向他諮詢，誰來繼承你的職務呢？
李邦彥回答：唐恪。
唐恪，字欽叟，餘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進士出身，官場資歷全面。看官職，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間還到西南邊疆剿過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靈很扭曲，他做出來的事比李邦彥等人還要另類。
很快，他就會成為歷史舞臺上一顆耀眼的明星。
李邦彥走了，趙桓還是覺得不到位，還是有事。這回他看向了李綱、种師道。這兩個人怎樣定性，怎樣使用，或者說，還能不能使用呢？
從能力上講嗯，非常遺憾，在趙桓的角度來看，根本分不出。無論是李綱還是种師道，他們說的那些計策了、戰術了，好壞成敗根本都是紙上談兵，實踐上沒結果嘛。
哪怕是被種種意外原因攪亂了，但也一樣是沒經過驗證。
經過驗證的只有一點，他們是開封城裡暴民們的偶像，上一次的民變是因為他們才爆發的！僅此一點，就使趙桓坐立不安。這一點都不誇張，想想看，趙桓想逃難，李綱硬生生鼓動軍人反對；趙桓想議和，開封市民以李綱為原因暴動。
無論是誰，也不能把這樣的臣子留在身邊！
這話趙桓不方便說，自然有代勞的人。宰執耿南仲、左司諫陳公輔出頭，指責李綱“結士民伏闕”，李綱立即懂了，按規矩辦事，宋朝的宰執必須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責，必須第一時間自動走人。
這樣才是一個懂廉恥的人。
李綱一連寫了十多份辭職報告，都沒被批准，皇帝親筆寫聖旨告訴他，當此國事危急，你要發揮強項，把國防搞起來。李綱感動，充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