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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除夕日，蘇東坡和皇族同僚趙令時登上城樓，看難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
趙令時說次日天還沒亮，他就被蘇東坡叫醒了。
蘇東坡告訴他：“我一夜無法入睡。對那些難民我總得幫助他們一點兒才對。
也許咱們能從官倉里弄點兒麥子，給他們烙點兒餅吃。內人說我們經過鄭州時，傅欽之告訴我們他賑濟成功的經過。我們忘記問他到底是怎麼做的，所以現在我才找你問。你想到什麼辦法沒有？”
趙令時說：“我倒是想過。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倉裡現有幾千石米，我們立刻就可以發，在酒務局還有很多柴——咱們可以發給這些窮人。”
蘇東坡回答說：“好，立刻就辦。”
於是立刻先救濟近鄰。可是鄰近地區淮河以南，官家還在徵米柴稅呢。蘇東坡立刻奏明朝廷廢止此種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運輸，以濟燃眉。
在元佑七年（一0九二）二月，蘇東坡調到揚州。他的長子邁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為官。他到揚州去視察安徽各地時，他隨身帶著兩個小兒子。他讓隨員不要跟隨，親自到村中與村民交談。他看見一個令人無法置信的情景。只見各處是青翠的麥田，但大多的農家則荒廢無人。一年的豐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為縣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時來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並且把人帶走關在監獄裡。蘇東坡來到了揚州，在謝恩表裡他說：“豐兇皆脖。中國的農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餅裡了。他們只有兩條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飢挨餓；一是遇豐年，鋃擋入獄。
這是王安石新政的後果。蘇東坡在杭州時，除去請款、請米、預防災荒，不斷麻煩朝廷之外，還給朝廷上了一道長表章，請求寬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債務。商業蕭條，富戶早已不復存在。朝廷命令以現款交稅，貨幣在市面上已不易見到。國家的錢現在都集中在國庫裡，朝廷正用這些錢進行西北的戰事。與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減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難，正如蘇東坡所指出的，酒稅的收入已經從每年三十萬貫減到每年二十萬貫以下。國家資本派已經把小生意人消滅。使富人為窮鄰居擔保的辦法，已經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敗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糾紛，都由青苗貸款而起。有人，也許是在官員的縱容之下，用別人的名義貸了款。那些人或否認那筆貸款，或根本並無此人。而官家的檔案竟是一團混亂。
官家手中有千萬份抵押的財產，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沒收。沒收的財產難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項嗎？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嗎？利息到底怎麼計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監，只因為，在官司紛亂當中，買了產業，不知那份財產真正的主權當屬何人。每個人都欠人錢。地方法庭只忙於處理人民欠官家的債務案件，私人訴訟就擱置不聞不問了。民間貿易一向以信用為基礎，現在因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於停頓。
官場的腐敗到了令人無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綢緞進貢。有些質料差的綢緞往往為稅吏所拋棄，他只願全數收上品貨。由於他拋棄了貨色較差的，損失的錢還要補繳。當地太守要從拋棄的壞綢緞弄出錢來，於是強迫人民以好綢緞的高價錢買去那些壞綢緞。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賬”壓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齧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驚人程度。遠在元佑五年（一0九0）五月，蘇東坡曾上表朝廷，呼籲寬免百姓的官債。新當政者上臺，司馬光已經開始退還官家沒收的人民財產。但是朝廷的原意總是被官僚們弄得面目全非。使蘇東坡氣憤難平的，對官方辦事的程式方式之爭，真是一言難盡，不須細說了。有些官僚認為，朝廷下令退還沒收的產業，只限於三估以後“籍納”的產業，並不包括官方在現嘲折納”的案件在內。兩者之間是有微妙的差異的。官僚認為當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納”的人，已經承認估價公平，不必再發還他的產業。對這種劃分，蘇東坡頗為憤慨，他以為不符合聖旨的本意。
不過這只是百姓的權益被官僚騙取的一個例證而已。蘇東坡把聖旨被曲解誤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損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擠幹，他看不出來再從無力償還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