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
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
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援？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御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於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於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於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曆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倡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
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
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後，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於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