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儒生說，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皇帝實乃當世之大惡，然而皇帝畢竟只一人而已，而所謂‘天下人’之天下，其‘天下人’者，也許並不包含農、工、商等庶民百姓，而只是他們這些意圖‘替天行道’的儒生、文臣吧？這些儒生文臣，若得壟斷學術和政治，其實也未嘗不能行那‘奴大欺主’、‘客大欺店’之事，公然竊天下之名目為己張目，名為儒，實則偽，斯時更是大惡之中之大惡了
以吾之見，天下之大害，不在皇帝而在文臣，尤其是在外朝部院一家獨大的文臣群體。外朝之上，並無其他勢力可與科舉文臣抗衡相爭，皇帝、宦官必然拉一派打一派以分化文臣，則文臣朋黨相爭必烈，是時文臣各派系皆以合縱連橫傾軋內鬥為能事，國事還有誰理？國家以此愈加頹廢矣。
自古以來，北方蠻夷犯我中原而能得逞者，無不根源於‘中國’自身的衰退、內耗以及分裂，而不在於蠻夷是否強悍兇蠻，民間俗語不是說‘打鐵還須自身硬’麼，中原若是上下一心抱成團，蠻夷再是兇蠻也不過落個灰飛煙滅的下場。中國之衰亡，從來都是以自身腐朽開端，最後以華夏淪亡作結。那些‘食君之祿’，好處佔盡的文臣儒士們，期間又為國家、為天下做了什麼呢？最忠貞的文臣，也不過是臨難一死殉國殉節罷了，根本於事無補。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試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難道將治國不力乃至於亡國亡天下的過錯，推到皇帝身上，推到宦官身上，推到權奸佞臣身上；就可自命清白無辜麼？此輩儒士於國又有何益？於君又有何用？尸位素餐者，國之蠹也，君之賊也，如此文臣不是大惡又是什麼呢？”
雷瑾這番誅心之論，當然不僅僅是指向科舉儒生出身的官吏，而是指向整個西北文臣官僚群體，甚至也包括武臣。雷洹雖然知道自己絕不可能有機會承襲公爵，但父親雷瑾這一席話，在他的理解中，就是在教導他帝王之學，君主之道，王霸之術，因此他心中也不免有些竊喜，這就是在為他將來分封治事做必要的鋪墊了，將來一藩國主之位他還是可以預期的。當然以西北當前之現狀，這藩國之主的權力也必然大受制約，財賦稅收之事恐怕藩國之主也難以直接插手，藩國之主聽政治事是可以，但藩國之主要想集軍政財賦大權於一身，這種情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汝可牢記，君王馭下之要術，可分化而治，可均勢制衡，可扶弱抑強，然此等皆屬權謀之術。
亡國非一人之罪，治國非一人之力，汝可知明君‘無為’，垂拱而治天下，在於得其勢而任之？上古法家有謂‘法’、‘術’、‘勢’者，君王只有握‘法’處‘勢’，令行禁止，則天下稱治平焉，是以吾尤所重者，勢也。
昔者，宋帝每被朝中宰執重臣凌迫威挾，天家威儀蕩然，或有不如田舍翁之譏焉，汝兄弟嘗讀《宋史》，可知為何至此？
哼，前有黃袍加身，後有斧聲燭影，人皆知趙氏得國非正，宋室自來心虛氣怯，不免寬容優遇士大夫以圖自固，文臣的毛病就是這麼給天子慢慢摜出來的，帝王之勢既是不振，雖有權術，難以施展其技矣皇帝乾綱不振，而朝臣朋黨相輕，舉國上下不能併力一向，則蕭牆之禍在內而不在外也。
古人云‘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持柄處勢，君王之樞也，汝其勿忘。”
雷瑾看了雷洹一眼，忽然問道，“上月十六日，你也去看過賽馬賭彩，有何感悟？”
“是。”正說著君王馭下之權術，忽然問到賽馬之事，其意自不在彼，雷洹想了想，回道：“孩兒以為，君王馭下之道，亦與這賽馬之道相近相通。若是賭彩，整場也只有三五匹馬，這賭賽能有什麼勁？也只有賭彩的馬匹多了，賽馬才有味君王馭下之道，當取賽馬之勢，而裁判其勝負。”
“唔，”雷瑾笑了笑，“看來這申韓之道，商君之書，你算讀出真味了。前月，有歐羅巴耶酥會士攜書來獻，其中有‘義大利亞’馬基亞維利氏之《君主霸術論》，似與泉州高陽氏《霸術》譯本不同，通譯館已經譯出，你可要來細讀。”
“孩兒正看阿爹批判的《商君書新注》、《韓非子集解》、《慎到闡綜》、《稷下書》、《法論》和《君王春秋書》，明兒便打發人去要《君王霸術論》。”
雷洹說的這幾本，都是雷瑾命印書館、弘文館、博物館以及北衙文學館等詳加註解、闡發並親自批註，審定編次的法家典籍，也算開天闢地第一回（自秦以後，幾乎沒有人對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