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築炮臺，加強軍備。此時清政府也有了進行戰爭的決心。
上諭指示：“沈葆楨等務當與之極力理論，斷不可任其妄為，倘該國悍然不顧，亦當示以兵威，不得稍涉遷就，致誤事機。”
6月22日，潘持沈葆楨致西鄉從道的照會和柳原前光的函會見西鄉從道，與之反覆辯論。由於日軍進展並不順利，中國戰爭準備越來越充分，西鄉從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費賠償之意。
日軍在臺灣進展不利，而中國備戰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討論“善後策”，作出《出師之議》，決定擴大戰爭，並向陸海軍兩省下達了備戰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諸道徵兵，購買兵艦，準備大戰。中國也積極備戰，在澎湖諸島建造炮臺，在臺廈間敷設海底電纜，向德國購置毛瑟槍，向丹麥訂購鐵甲艦。並不斷向臺增兵，“一時兵勇驟增，聲勢頗壯。”
但雙方並未放棄透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日本妄圖透過談判獲取勝利果實。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四等出仕田邊太一來華，向柳原前光傳達政府關於對華談判的要領和須知：“談判之要領，在於獲得償金及讓與攻取之地。”“當以此次機會，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開啟朝，鮮自新之門戶。”
清政府因“備未實修，未能遽戰為慮”，“竊計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結番族，轉得固壘深溝，為備我之地”，也想早日解決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鄭永寧到天津會見李鴻章。李鴻章嚴詞駁問，柳原前光則一味抵賴。7月30日，柳原前光到達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總理衙門，與總署大臣會見，以後又多次會見。柳原前光“先遞照會一件，則謂臺灣生番，為無主野蠻，本不必問之中國。”
總署大臣“隨責以臺灣生番，系中國地方。”“琉球之事，應由該國王清理。”“生番隸臺灣版圖，應如何撫綏歸化之處，中國有自主之權，應由中國自行議辦。”雙方相互辯駁，沒有結果。
中日間的談判沒有什麼進展，兩國政府都有些著急。8月5日，日本天皇釋出敕語，任命內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來華談判，企圖開啟僵局，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達北京。從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間舉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國承認日本進攻臺灣是所謂“義舉”，二要中國賠償兵費，開口要價二百萬兩。
清政府只求日本退兵，而不論是非曲直，甚至“不責日本此舉不是”，可以出錢，但忌諱“賠償”二字。最後，由於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裝，作出破裂姿態，以戰爭相威脅。英國公使威妥瑪又從中串通、哄騙、恫嚇。清政府軟弱害怕，一味求和，不敢開戰，中日雙方終於定議。
此中情形，10月31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的奏摺講得很清楚：“十六十七等日，日本兩使臣已悻悻然作登車之計。威妥瑪來臣衙門，初示關切，繼為恫喝之詞，並謂日本所欲二百萬兩，數並不多，非此不能了局。……臣等權衡利害重輕，揣其情勢迫切，若不稍予轉機，不獨日本鋌而走險，事在意中，在我武備未有把握，隨在堪虞，且令威妥瑪無顏而去，轉足堅彼之援，益我之敵。遂告以中國既允撫卹，只能實辦撫卹，即使加優，數不能逾十萬兩。……再允將該國在番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為中國之用，給銀四十萬兩，總共不得逾五十萬兩之數，願否聽之。威妥瑪旋至該使臣寓所，議論許久，複稱撫卹等費數目，日本使臣業經應允。嗣經議立結案辦法三條，另立付銀憑單一紙。……今則明知彼之理曲，而苦於我之備虛，……不能不姑示羈縻。”
1874年10月31日，中日兩國在北京簽訂《北京專條》，規定：“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消，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兇害”。《會議憑單》詳細規定了付銀辦法。
簽約次日，大久保利通離開北京回國。日本天皇遣使赴臺灣，詔敕班師。12月，西鄉從道率兵回國。
……
鬧劇，這一切在吳可看來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鬧劇！
就在日本人找茬的時候，他再次調任兩江總督，執掌兩江軍政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