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徇庇劣員”，並非全是虛言。
在回到了客棧之後，二人忙不迭的洗去一身泥水，換掉衣服後，劉光第感到身體睏乏，楊銳也很疲倦，二人閒話了幾句之後，便各自休息了。
第二日，劉光第和楊銳便結伴而行，前往成都錦江書院。
書院是出現於晚瑭五代時期的一種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梥代以後逐漸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並發展成中土古代的教育中心和學術中心。科舉制度自產生以來，地位不斷上升，不僅被統治者視為“擇才大典”，而且也成為讀書人仕進的最主要階梯。
書院與科舉的關係十分密切，瑭末五代士人為獲得參加進士科所需要的詩賦文學知識，紛紛隱居山林讀書，逐漸衍生出書院這種新的教育組織，可以說書院因科舉而生。在官方無力興學的背景下，北梥書院成為官學的替代機構，承擔了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慶藶四年之後，書院被排斥在科舉教育體系之外，書院與科舉的關係變得相對疏遠了。
梥室南渡之後，書院成為新儒學的傳播基地，新儒家們不僅透過培養人才為科舉服務，而且也為科舉選拔更多德才兼備的人才提供了理論基礎。南梥理宗即位之後，書院的教學內容與官學教學、科舉考試內容基本重合，直接為科舉服務，書院的主要職能再次迴歸到為科舉服務之上來。
邧代程朱之學透過書院的傳播而進一步普及，為其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書院的建立、修復、講學和支持者不僅是恢復科舉取士制度的有力倡導者。而且也是科舉制度的有力維護者。邧代中後期，程端禮的《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為書院開展科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也進一步明確了書院為科舉服務的合理性。
眀初，眀太祖透過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文教政策。將不屬於國家教育體系的書院排斥在科舉教育之外，書院沉寂了將近100年的時間。眀代中後期，隨著官學教學功能的日漸喪失，書院承擔了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儘管心學的理論體系與作為官學哲學的程朱之學有相當大的差異，但王狩仁、湛若水等心學大師依然堅持講學與科舉的統一。並鼓勵生徒應舉，使眀代中期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後期書院為科舉服務的傾向十分明顯。
到了乾代，無論是官辦書院，還是民辦書院。都直接教授科舉之學，講授程朱之學的書院也轉而為科舉服務，將培養科舉人才作為主要職能，並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教授科舉之學的制度。全佳時期鼎盛的漢學書院雖然不以教授科舉之學為主要教學內容，甚至反對教授科舉知識，但學習全佳漢學有利於生徒應舉卻是不爭的事實。漢學書院成為當地科舉及第率最高的機構。
書院與科舉幾乎是共生的，形成了中土古代教育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但在書院與科舉關係中，二者的相互影響並不是等量的，一般是書院被動地接受科舉制度的影響。由於書院對於其所在地的科舉風氣能起推動作用，所以各歷史時期的書院數與科舉考試的重要指標進士數、舉人數都是息息相關的。
錦江書院自寧熙四十三年，由時任四川按察使的劉德芳秉承四川巡撫“欲興文教以植人才”，“繼石室之流風於無窮”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地修建以來，它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學府，是有乾一代四川人才培養最有成就的書院之一。也是四川省城名流薈萃、大家輩出的地方。書院山長中既有潛心作育人才、不慕榮勢的易簡、彭端淑、李惺、江錫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於詩古文辭的鄭方城、儲掌文、伍肇齡等老儒宿學，還有文武兼備、政聲卓著的高辰、楊芳燦、牛樹梅等大乾朝廷的能官良吏。在這些著名山長的滋育教導之下，錦江書院培養出了一大批學行俱佳的蜀中名士。並因此吸引了大量人才前來求學。
錦江書院規模不大，佔地面積僅二畝多，為古式建築，樑架結構，用堅固豔麗的雞眼石作樑柱。佈局巧妙，前座是頭門廳。中座是大禮堂，後座是魁星閣，兩旁各有一條通道直通後座的走廊。走廊側各有八間房間，是先生及書生宿舍。前座正門橫額鑲嵌著一塊雞眼石板，上刻“錦江書院”四個陰文正楷字。其右旁豎刻“韶光十年八堡眾建”，在旁落款為“姚江諸豫宗題”。門頂上兩側和簷板外的雕刻，精緻奇巧，堂皇華麗，引人注目。
書院前座和中座之間有一個小園，曲徑貫其中。兩邊花果成叢，清風徐來，芳香撲鼻。其中左邊植有一株山桂，右邊植有兩株紫薇。兩邊還各有一個六角形的小水池，兩個水池外的十二個小平面上各書寫一句名言。
文廟是書院中等級最高的建築物，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