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開到天津，並將洪仁輝安排在一座廟宇中住了7天。在這7天當中，洪仁輝的狀紙層層上交，被從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達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輝的狀紙中，向皇帝敘述了他們幾十年來在對華貿易中遇到的許多困難。他說幾十年來，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個難受的枷鎖一樣困擾著他們。他說他們的貿易因此嚴重不平衡，很難直接瞭解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麼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國在廣州之外，再開一些貿易口岸。他還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所僱用的所有通事和買辦，不必向海關官員繳付規禮或經其認許。
我們控告設在我們商館與貨船之間的三個關卡的人員，他們曾向即將起航的商船諸多勒索，尤其是最後一個關卡的官吏，去年竟將“霍頓”號引水的執照扣留。
我們要求把我們稱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這種告示張貼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們在路上經常受到侮辱。政府不僅有責任保護我們，同時亦應保護和我們來往的商人、通事、買辦和僕役等。
我們控告我們商館附近的海關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為。約在兩個月前，他藉口我們沒有向他鞠躬行禮，竟禁止我們在自己的艇上乘涼。我們要求命令他到我們的住所道歉，或將其解職。（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讓英國人壯起膽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門呢？
原來，雖然與中國貿易多年，但英國人只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那就是廣州。在廣州，他們也只到過一個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萬里迢迢奔赴中國來的外商，雖然也腰纏萬貫，到了中國之後處境是今天難以想象的可憐：
他們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許進入中國。來到廣州後，他們不能住到廣州城內，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內，而且沒事不允許外出。
除此之外，他們不許攜帶妻子一起來華，也不許找中國女人，只能乾熬著。他們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一旦和他們聊聊天，就會被視為“漢奸”。
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來不屑於與他們直接打交道。中華帝國從來沒有過外交部，也沒有管理外貿的政府機關。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貿事務，都由“十三行”這個民間機構經手。
所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國商人，專門負責與外國人做生意。外國商人到達中國後，所有的貨物都只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給的價格比別人低多少。採購所有東西，都必須經過他們，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外商在中國的所有行動，都要受十三行的監視約束，不得亂走一步，不得亂說一句話。如果他們在中國遇到什麼困難，對中國外貿政策有什麼不滿，不得直接與中國地方政府聯絡，只能透過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請求，而中國政府對這些轉達來的請求大多數時候都不聞不問，不予理會。
所以，傳統時代來到中國的外國商人，不但不是貴賓，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輕商觀念所致。中國人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類之末，與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國的體面。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防範”意識。雖然樂於吸引外國人朝貢，但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中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嚴華夷之防”。中華帝國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從，而不是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中國專制體制是有潔癖的，“裡通外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家加給對手的慣用罪名。中國這個攤子已經夠大了，如果不是鞏固國防的需要，往往並沒有擴張主義衝動。他們喜歡關起門來過日子，除了朝貢一途外，他們希望把外貿規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並且給外國商人設定重重阻礙，以給自己的鐵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煩。
不但不希望外國人給帝國帶來麻煩，甚至那些從事海外貿易的中國人也被統治者所厭惡。乾隆皇帝即位後的第五年，發生了荷蘭人屠殺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僑的“紅溪事件”，荷蘭士兵和暴徒開始瘋狂屠殺和洗劫巴達維亞華僑，縱火焚燬華僑住宅，屠殺持續了半個多月，一萬多名無辜華僑的鮮血染紅了巴城的溪流，故人們稱這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為“紅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撫將此事奏聞於朝廷。皇帝宣佈：“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說，這些華僑本來是在國內不安分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