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非常勤奮。“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蘊。”（《樂善堂全集》）學生時代，他寫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閱這些文章，我們發現學生時代的乾隆是一個非常正統的儒家信徒，對未來的設計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在他眼中，一個完美的君主，應該是用“仁義”來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強力來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說：“治理天下，應該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敗。”（《樂善堂全集》）
在一篇名為《寬則得眾論》的文章中，他鮮明地表達了與父親相異的政治傾向：“如果能寬以待人，寬容他人的小過，成就自己的大德，那麼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悅誠服。如若不然，以偏急為念，以刻薄為務，雖然為政勤奮，如秦始皇那樣每天批閱無數奏摺，像隋文帝那樣親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麼用處？”
在學生時代，他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氣盛的他“睥睨千古，無足當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個：漢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漢文帝雖賢，卻不善於挑選人才來輔佐自己；宋仁宗雖仁，能力卻有所不足。令他真正欽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權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許諾、不需要證據的自信、可以無限透支的未來。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絢麗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樹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親。
雖然“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但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絕不會讓任何一個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縛住自己的手腳。雍正的喪禮辦得無比盛大，接下來，乾隆卻毫不猶豫地與父親唱起了反調。
就在雍正駕崩後第三天，乾隆就把父親十分信任、供養宮中的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了皇宮。乾隆釋出諭旨說：
皇考萬幾餘暇，聞外省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雖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清高宗實錄》）
就是說，雍正於日理萬機的閒暇之時，聞聽外省有祛病延壽的煉丹之術，雖明知其非，卻抱著遊戲消閒、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想法，聊且讓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於西苑空閒之地豎爐煉丹。雍正不過將張太虛、王定乾等當作排遣取樂的優伶小丑，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多次當面向乾隆及各親王說過，這些人是市井無賴，最好造謠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諭旨，命將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諭旨，正向天下公佈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見乾隆對雍正信用術士這種背離傳統帝王之道行為的鄙夷與反感。雍正時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經親自在宮中舉行法會，自稱“釋主”，法號“破塵居士”。他請和尚文覺禪師住在宮中，參與國家機密的事務，“倚之如左右手”，甚至親自撰寫《揀魔辨異錄》，介入宗教學術鬥爭。在他的大力支援下，雍正一朝佛道兩教人數眾多，未免泥沙俱下。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統思想，對異端之教不感興趣，對父親崇佛通道更是腹誹不已。借驅趕道士的契機，乾隆宣佈，今後出家，必須由官方給予度牒，以此來控制僧尼數量的過度增長。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統治期間，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種差不多都出齊了，什麼嘉禾、瑞繭、蓍草、靈芝、麒麟、鳳鳥、甘露、五星連珠、黃河清、卿雲現，一樣接一樣出現在官員的奏摺裡，雍正說這是自己“敬誠所感，仁者所孚”，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治理有成。這自然是對篡位說的一種變相回應。（《清世宗實錄》）
在乾隆看來，搞這一套太小兒科並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說，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雖無祥瑞，“亦無損於太平之象”。相反，國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疊告”，也毫無用處。他還告誡臣工，應該以“實心實政保守承平大業，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飾說也”。因此他在繼位當年九月宣佈：“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清高宗實錄》）
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