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成家。
所以，“夫為妻綱”這個“綱”，是責任，是擔當。家主不是一個空名頭，要讓一家人吃飽穿暖，不挨餓受凍，這是一個家主的基本責任；同時，還要在品德上成為一家人效仿的榜樣。
可能有人講，那我們還要修心養性，讀書，做文章啊，都花在經濟上了怎麼成？如果是官員，有薪俸養家，但想過上豐裕的日子，又不能靠貪汙受賄的，中階以下官員估計只靠薪俸是成的——現在的官宦家庭是怎麼做的呢？多數靠妻子來打理田產鋪業。這要取決於妻子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如果沒有，那丈夫就要辛苦點了，培養個能幹的忠僕來打理。估計很多丈夫不樂意，還是妻子更值得信任吧。
一些學者暗自點頭：那是當然的，再忠的僕也不如有個賢惠能幹的妻子呀。
那些出身於經濟比較寬裕的大家庭的學者，當然不愁吃穿，大家庭每月公中都有分配用度，從銀錢到薪炭、衣料等等，但要日子得過寬裕，只靠公中還是不行的，還是要經營田莊鋪業，這些多半都是靠妻子打理。學者們忙著做學問，是不屑於打理這些銀錢俗務的；身為官員的則要忙公務，還有同僚交際，沒精力打理這些；至於本身就有經濟事務的學者，比如開書局、辦報紙的學者，家有田產商鋪也是要交給妻子打理的，不然佔去太多精力，怎麼做學問呢？這個時代，有地位可不是講有錢，學者是講學問水平，官員是講做官的聲望。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者家庭經濟狀況都好，還有很多學者過著領“文俸”的日子，比如書院的夫子，報社的主編等。但無論何種經濟狀況的家庭，除非妻子太過柔弱，或者只知享福沒有操持家務之能，或者性情寡薄不招丈夫喜歡的……這些之外，大多數學者的家庭中，妻子都是起著比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產和鋪子的學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對丈夫的幫助當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這些由妻子打理經濟的學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較有說話權的，至少在經濟事務上，丈夫比較聽從妻子的意見——剛愎自用或瞎指揮的還是比較少的，當然多數學者是不屑談經濟，反正妻子處理就好，如果妻子還有學問，那就更能獲得這些學者丈夫或官員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諧的學者家庭。比如家裡經濟不好的，丈夫一心撲在學問上，卻無視妻子的付出，還認為妻子是鑽在錢眼裡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氣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員家庭就有這樣的，丈夫覺得妻子老講錢是小人貪利，妻子覺得丈夫不管家裡，夫婦都覺得對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則重利比較多，妻子若有經濟頭腦，對丈夫幫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則那也只是擺設。
名可秀針對的不是商人家庭。這個社會是以士大夫和文人為主導，商人並不屬於精英階層。精英階層怎麼做，會成為社會的主流，成為包括商人在內的下層的效仿。
她講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強弱，男女之間也是如此。或者講，夫婦各有所長。有的長於經學，有的長於書畫，有的長於經濟，有的長於人際……各有稟賦才能。一個家要有“綱”，要有承擔家主責任的人。有些做學問的丈夫不通經濟，或者不屑講經濟，是妻子在支撐家用，擔負起丈夫應該承擔的家庭經濟責任，雙方在家庭的責任承負上發生了變化，相處就更要講“中節”了。責任和權利是對等的，你不能讓妻子為家庭付出了很多，卻不給她應有的權利，或者認為她的付出是應該的，那就失中，過分了——丈夫空擔著家主的責任卻在躺著享受妻子的辛勞，那是什麼？米倉裡的老鼠，養肥它不說，還咬你。
名可秀講，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擔不起家主責任，或是沒有這個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學問上，那就把權利往妻子那邊移一些，這就是“發而中節”了——讓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雙方共同承擔家主的責任，有商有量，這也是“發而中節”。
《中庸》道：“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一個人要修道至讓家庭能夠和樂。如果家庭都不能和樂，無法去團體。如果能夠去團體了，然後再談國家。
名可秀道，這就是《中庸》的方法論：處在合適的位置上，並隨角色的不同調整位置，從修心做起，從子女之道做起，從夫婦之道做起，再講朋友，再講團體，再講治學為世的立德立言，或為官治國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話要說：早上走得匆忙，差點忘了發文：）
☆、稷下論學（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