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半夜上廁所的孤單保安，還有車裡蹲守的警察，邊吃甜甜圈邊等兇手露面。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卻有了疑慮。
第五個女人諾琳·維拉諾波利斯打電話報警，聲稱有個可疑的男人企圖哄騙她當他的模特，克雷終於落網。審判時他不承認有罪。他堅稱所有遇害的女性全是自願接受他僱用的模特，離開他的地下工作室時都心情愉悅、毫髮無損。陪審團聽得很噁心，受害者的親屬更是拒絕承認。在他家地下室發現的DNA證據（毛髮或血跡）將他和受害者聯絡在了一起，證人指證他（或一名符合其相貌特徵的男子）出現在兩次綁架地點附近。克雷鋃鐺入獄，不允許保釋，經過漫長而熬人的庭審後，所有指控均落實有罪，他被判處死刑。他最近這十年一直在死囚牢房，消耗剩下的上訴機會，孤零零地坐在牢房裡——按照這封信說的，他花了很多“自由”時間閱讀我用化名寫的色情作品。
克雷始終沒有坦白。那些頭顱仍告失蹤。
11
從照相館一回來，克萊爾就開始搜尋資料，再來找我時變得更加熱忱。這事情顯然有利可圖。
“假如他向你獨家坦白，我們就能拿到六位數。”克萊爾說，“這還只是預付款。會出平裝本，這種書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賣平裝本。小報會登你的書摘。誰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別用那個詞。”
“什麼詞？”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興奮，扭來扭去，這兒拍拍那兒摸摸，看不見平時的泰然自若，總算露出了孩子氣。她漲紅了臉，瞪著眼睛，瞳孔放大，說是性慾勃發都可以。我儘量假裝沒看見。“還有電影拍攝權。DVD。有線電視。普通電視。”她像唱歌似的吐出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點尊重，就彷彿我或許能引來財富和文化貨幣，無論機會多麼渺茫，都給我籠罩上了不一樣的光環：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權力能受我吸引，那麼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雖說肉眼看不見的方面擁有一定趣味。
“你這麼起勁到底是為什麼？”我問。
“少來了。”她說，“家教季節即將結束，讓我和你一起弄這個吧。”
“咱們走著瞧。”我儘量維護自己，“也許你可以在旁邊觀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話。”
“酷！”她說，“我來算幾個數字。”天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會有什麼區別呢？她反正從來不聽我的。
接下來，我不得不和監獄管理局走完一整套無聊的手續，留我的指紋，核實我的背景情況。我收到一份指南，列舉什麼東西不能帶、什麼事情不能做。最嚇人的是“別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萬一發生騷亂什麼的，警衛會盡量不朝穿燈芯絨的開槍。
我還會見了克雷的辯護律師卡羅爾·弗洛斯基。她的辦公室在公園街，離法院不遠，所在的大樓要我說已經老朽但很有律師味道：電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華麗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雙色的八角形瓷磚，換上的一律是淺綠色的方塊浴室瓷磚。她的辦公室裡，書本和檔案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鍋叮叮咚咚接著漏水，但這個房間很寬敞，擺滿大件傢俱，全都是皮革和實木製品，隔著廣場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樓。開門的姑娘同樣美得驚人。
她滿頭黑髮，身材嬌小而勻稱，打扮時髦，戴著眼鏡和髮卡，穿黑色羊毛正裝。她介紹自己是法務助理特蕾莎·特雷奧，然後領我去見卡羅爾·弗洛斯基。卡羅爾外表邋遢，金髮，五十多歲，穿羊毛衫，眼鏡塞在頭髮裡。她從辦公桌前起身，抽著煙，揮手叫我過去。我伸手想和她握手。
“很高興認識你。”我開口道。
“他媽的滾！”她叫道。
“什麼？”我愣住了，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手還軟綿綿地舉在半空中。
“對，對。”她說，對我搖搖頭。我意識到她的交談物件不是我，只是用眼睛看著我，嘴巴對著藍芽聽筒在說話。她不耐煩地朝堆滿檔案的椅子打個手勢。我搬開那些檔案坐下，把檔案放在大腿上，假裝被房間裡唯一的藝術品吸引住了，那是一張老套的黑白照片，拍的是雪地裡掉光了葉子的樹木。桌上有個比餐盤還大的菸灰缸，裡面塞滿菸頭，房間一股陳腐的煙臭味，彷彿這兒是徹夜熏製火腿的作坊。
“完全是狗屁！”她對著我的臉吼道。
我微笑點頭。
“太對了，你個傻蛋！”
感覺有點奇怪，我傻乎乎地坐在這兒，她直勾勾地瞪著我大喊大叫：“對！不對！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