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的路上，看到了垃圾山下有很多揀垃圾的人，深受觸動，然後透過閱讀一本叫《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的書，推匯出這些“垃圾蟲”產生的根源是中國很窮。所以她不迷惘了，覺得“要把我的一生奉獻給祖國的經濟建設。我要以科學文化知識為槓桿，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讓貧困的兒童都能上學；讓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我之所以引述這篇作文，並非要談這篇作文“唱高調”的問題，而是想就這篇文章談談作者不良的思考習慣。這篇作文最大的問題就是想當然。我們來分析一下劉亦婷看到“垃圾蟲”之後是如何思考的。
在父親給她拿來一本厚書後，劉亦婷便一頭扎進書中，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他們也是鮮活的生命，他們也是中國公民，為什麼他們只能有這樣悲慘的命運呢？
然後，在啃了一週的書本後她得出“在中國真正富起來之前，他們只能在貧困和犯罪中繼續掙扎”的結論。這個結論看似頭頭是道，可實際呢？完全是想當然的結果，有可能與事實完全背道而馳，我們還是先看看下面這篇題為《從“破爛王”到千萬富翁》的文章。
1980年夏，17歲的王旭揣著父親給的5元錢，踏上了去長沙的路。……
撿廢品是個髒活、累活，受人歧視。姑姑擔心王旭受不了這份苦，勸他不要去。可對於急於改變處境的王旭來說，撿廢品卻是一條掙錢的捷徑。……
撿了一年的垃圾後，王旭想這麼多廢品到底有什麼用？這些東西都運哪兒了？一打聽：塑膠運往河北文安，鐵皮罐頭運往天津薊縣，玻璃運往邯鄲，紙運往保定，有色金屬運往霸縣，膠皮鞋底運往定州……聰明的王旭想方設法搞到了上述廠家的電話，開始自己收購廢品。
有和拾垃圾的人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做起收購來，王旭多了一些有利條件。雖然回收的規模小，因為少了中間環節，直銷廠家，月收入由原來的幾百元上升到幾千元。
一年以後，王旭摸索出經驗，將收購的規模擴大，逐漸將撿垃圾的人組織起來，每50人為一個“舵”，分門別類成立小組，如金屬組、塑膠組、玻璃組等。他建立了廢品回收站，成了真正的垃圾頭。
1996年，王旭抽出時間外出進行環保行業的考查，在外考察期間，他有幸接觸了許多華僑企業家，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在起步之初都曾撿過垃圾後來才選擇從事環保產業。
他最敬佩的是垃圾回收行業的頂級人物吳招治。1996年她在臺灣成立了第二資源回收物運銷合作社，所收廢品包羅永珍，除一般常見品，甚至還包括被家庭淘汰的大小家電及汽車、摩托車。合作社有專職人員200多人，收集站100多個，十幾萬人投入回收行業。
1998年她的公司營業收入逾1億美元，她本人被美國《時代》週刊稱為“地球英雄”，她的合作社被稱為“地下環保署”。這一次考查對王旭有很大的啟發，回到長沙後，王旭就開始了行動。
今年37歲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整整20年，他已經成了長沙市家喻戶曉的“垃圾大王”。
（引自2000年第11期《戀愛婚姻家庭》文/林婭）
想必劉亦婷看完這篇文章後也會感到驚詫莫明，揀垃圾竟然是掙錢的捷徑？“垃圾蟲”裡還有千萬富翁？還有被美國《時代》週刊稱為“地球英雄”的億萬富豪？
看到這裡，也許一些讀者會問，為什麼劉亦婷經過一週的苦讀後會得出這樣荒謬的結論？進而寫出這樣幼稚可笑的文章呢？
我認為，這完全是“想當然”的結果。她在有了疑問之後根本就不做任何調查研究。即使就在這些“垃圾蟲”身邊經過也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這些“垃圾蟲”跟前，採訪一下這些人究竟為什麼會去揀垃圾，是沒有其他營生可做還是想找掙錢的捷徑。
劉亦婷沒有這樣做。她的自稱有著先進教育理念的父親也忘記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只是遞給她一本書，讓她去按圖索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實地調查，劉亦婷總可以找一些報道垃圾蟲的文章讀一讀吧。然而，她又沒有這樣做。試想，在這樣典型的想當然思維下，劉亦婷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嗎？我相信，如果經過實地採訪，劉亦婷寫出來的文章一定會更生動、更深刻、更有真情實感。
哈佛畢業：“想當然”本色不改
進了哈佛之後的劉亦婷會怎樣呢？會不會就此改掉想當然的思維習慣，而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