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船在峽裡向上水走，一邊是白鹽山，一邊是赤岬山。兩邊的山往天上衝，好像要在天上會合了，只留下一條很窄的青天帶子。太陽在中午晃下下就不見了……江水從天上倒流下來，船工在水坡往上爬，爬上水坡，前面又堵住了一座大山，好像沒有路了，左一轉，右一轉，又能轉到大江上了……一排縴夫拖著我們的木船上灘了。他們有時在山岩上走，有時在岸邊水裡走，纖繩從背後搭在肩上，肩上墊著布，兩手拖著胸前的纖繩，身子越彎越低，一面走一面嗨唷嗨唷地唱著，和船伕哎嗬哎嗬一起一落……”在另一次寫作中，聶華苓回憶的還是1938年的這場撤退，白鹽、赤岬正是構成夔門的兩座大山。看來聶華苓的從三鬥坪入川的撤退，坐的是某一船幫的木船。
老舍、郭沫若、陶行知、晏陽初、胡風、吳祖光、馮英子、沈鈞儒、史良、沙千里、黃炎培、梁實秋……如果要統計抗戰時中國文化知識界有多少位名人與宜昌大撤退結下生死之緣，不如統計各界名人中還有多少位未與這場大撤退結緣。
戰爭開始後，命運不只是把全中國的兵業、輕重工業、航空工業都交付在宜昌，同時還把幾乎全中國的文化界知識界、全中國的文學、藝術、教育、學術、新聞、法律界……都交付在宜昌。
“戰事開始後的長江，就像一隻粗大無比的注射針管，抽滿液體，活塞頭被一隻強大無比的手推進著，那液體是中國賴以維繫生命的血液，其中有多少，會截獲在針管內，又有多少，得以順著針管另一端的針頭，流瀉出去？”升旗太郎如是說。
難以想象，若是這中國文化、知識的血液不能及時從宜昌流瀉出去，抗戰的中國，今日的中國，將會是一副什麼樣的面孔？
命中註定1938年秋冬之交在宜昌臨危受命的人，雙肩要挑起的，可不只是一副擔子。
民族輪向三鬥坪駛去，在那兒，船上的難民們，剛生產的母親、報童、詩人，都將轉上木船，出夔門，回四川。
詠歎聲中，母親哭泣，難民欷，工程師無意中發現全船唯有盧作孚一人默默站立。此時，為避轟炸掃射，民族輪猛地駛離主航道，船尾螺旋槳觸及河床，掀起的鵝卵石彈出江面，工程師腳下一震，幾乎站立不穩，計算尺從胸袋中彈出，落在甲板上，工程師沒去拾，望著它隨著晃動的船體顫抖著墜下江去。工程師愣望著面前這個穿灰布制服的人，雖看不清這人心裡盤算的變數到底有多大，卻明白那是用一把計算尺無論如何也拉不出來的……
民族輪進峽後，盧作孚抬眼望上游，先行進峽的日本飛機，小如一群蝙蝠，此時正掠過民主輪上空……盧作孚正擔心，聽得民主輪拉響報警汽笛。汽笛聲在風箱般狹窄的峽谷中迴響，震人耳鼓。
所幸，機群從民主輪上空掠過，沿江向上遊飛去。盧作孚才鬆了一口氣，突然發現，第一架飛機剛掠過民主輪，便猛地拉起，鑽入峽江上空霧團，八架飛機隨後，成編隊完成同樣動作，轟鳴聲向空遠去，又立即居高臨下越來越響，機群竟從霧團中向民族輪俯衝而來，由民族輪頂棚掠過——原來日本機群沿江搜尋，發現民主輪後，向空繞了個車輪大圈，重新鎖定目標。眨眼工夫，黑壓壓的炸彈鋪天蓋地向民主輪砸下。
民主輪機艙中，聽得車鐘響起，寶錠正要加速，此時，機艙頂蓋被炸穿，輪船底殼被炸漏，江水瀉入，發動機突然熄火。寶錠操起那把大扳手，率小徒弟搶修。
車鐘響起，寶錠看去，是叫全速。寶錠猛推開小徒弟，要執行指令。
小徒弟叫道：“寶師傅，你的……腸子。”
寶錠雙手將流出肚腹的腸子打成一個結，重新塞回，笑道：“娃娃，學著點，水手結要這樣打。”
盧作孚眼見上游民主輪順江被衝下來，心知一定是機艙出了問題。盧作孚正要指令民族輪上的船載電臺問詢情況，一聲爆炸，民主輪沉向水中。此時，民族輪電報員跑來，向盧作孚送上一份急電：“民主中彈，即將沉沒，船長堅不離船，水手無一人擅離。輪機長將被炸出的腸子打結，堅持”報文至此戛然而止。
日機群輪番轟炸後，此時重新編隊返航。轟炸機將所載炸彈悉數投向這一江段。行駛江上的無數木船遭襲擊。
民族輪上，駕駛艙中，船長拽著汽笛拉桿，卻無力拉響。舵工伏在舵盤上，泣不成聲。多年集團生活，民字輪同事之間，情同手足，眼睜睜看著民主輪沉江，輪上同事無一人棄船逃生，自己又無力援救，這心情，自然難以言表。民族輪客艙中，眾人默默望著上游，民主輪只剩下桅影。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