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辦法吧。”王小明選擇性的說道，有些話他可以跟嚴森暢所欲言，可是對著這位老人，王小明知道很多話他只需要稍微說幾句，對方就能瞭然於胸。
朱並非不知道國企已不可救藥，實際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動私有經濟取代國有經濟。但很多事在朱是隻能幹不能說，甚至還得說相反的話。
實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國企改革的進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萬人的利益損失，更要顧及他們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夠放大或縮小人們的實際承受。如果國企職工們感覺到自己已經被拋棄，那麼他們心中餘下的只會是對生活的絕望，對社會的仇恨。只有讓他們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進行。這有點類似股市：只有製造利好，莊家才能悄悄出貨。朱作為政治家，其公開言論都是政治行為，只能作如是觀。所以面對批評和指責，我們也許圖了一時的嘴快，但是當冷靜下來，仔細檢視整個改革和歷程時，我們才發現，原來這位老人是多麼的可敬。
“是啊，三年脫離困，看來，如果政策不向他們傾斜，不要說三年，也許三十年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脫困。95年的時候我主導宏觀調控經濟軟著陸，現在軟著陸了，可是卻被人說扼制了經濟活力，我想你應該不會這樣想吧？”朱對於王小明短短的回答並沒有不以為意。
95年他宏觀調控搞“軟著陸”，扼制了經濟活力，導致十幾年後的通貨緊縮和經濟疲軟，其實二年多後就已經開始出現了這種後遺症，這也是很多人，包括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和中下層階段對他最大的詬病。
不可否認，21世紀出現的通貨緊縮與朱1995年實施的“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確有相關。經濟週期，本來就是客觀經濟過程與人的主觀對策互動的結果。由於政策效用有一定滯後期，度在哪裡，很難把握。如果再適逢外界變化，治理通漲的措施往往會導致通縮，反之亦然。這本來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種只知道砸磚的磚家，只圖嘴巴痛快，將這些東西早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如果沒有朱從1995年開始的鐵腕整治，以當時中國的家底和狀況，中國很可能是金融風暴中最先倒下，並且跌得最重的國家（當時有很多金融大鱷瞄準了中國）。看看馬、泰、菲、印的慘狀，究竟是要金融崩潰，還是要二十年後的相對疲軟？雖然金融風暴還沒有發生，但是現在已經初見端倪，王小明是過來人，他當然知道。可是面前的這位老人卻能準確的預見和提前預備，否則中國這個巨人也許會在一剎那間轟然倒塌……
孰是孰非本來不難選擇，但社會批評家們往往是“常有理”，他們號稱兩者都不想要，他們只要繁榮和增長，無限的繁榮，永遠的增長。那麼請問他們即使是站在事後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麼解困良方？沒有，連馬後炮都響不了；要不就是毫無可操作性。他們的意思大概是：幹活是你們的事，我們只管批評，只負責指手畫腳。（所以當以後大家再看到相似的批評和指責時，我希望能冷靜的多想了想，如果沒有這位老人，也許我們現在連吃飯都成問題，坐個公交車也許得抱一大堆錢去買張票！）
可是現在王小明怎麼好對他說呢？難道跟他說由於你的宏觀調控而使得我國在即將要暴發的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倖免於難？那樣的話，也許王小明可能會被直接送到精神病醫院去的。
國有企業本來就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現在要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國企只要不是在壟斷行業裡，那基本上就會被淘汰，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朱的做法，只是為了延遲或是緩解他們被淘汰的時間，這也是變相的一種社會保障機制吧。等到社會保障機制完善之後，國企才會大面積的倒閉。就像王小明在N市那樣，如果他不能保證原重型機械廠工人的安置問題，那不管他的收購價格出得再高，N市也不可能把重機廠賣給大可公司。
還有一個受指責的是朱不應該徵那麼多稅，把企業和個人都弄窮了。一個事實是，朱的稅收增長並非源於稅率提高，而是源於打擊走私和嚴格徵收。換言之，朱的稅收增長並未加重依法經營者的稅負。嚴格徵稅，既利於增強財政吸取能力，更是規範經濟秩序，維護公正，建立市場正向選擇機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團非法牟利的有力舉措，其意義更在打擊走私，阻止外來商品對本國產業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這樣有利於當前長遠的明政，為什麼會遭遇這麼強烈的反對？不錯，現在生意不好做，賺錢不易，有人抱怨稅負過重，又不能參與意見，這些方面確實都存在問題，需要設法改進，但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