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談到了它可以啟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或是讓它變得更鮮明，我們也初步見識了它的威力。
事實上，語言的作用還遠遠不止於此。除了誘發其他形象之外，有一些詞語本身就是某種形象的代表。
民眾往往會把自己潛意識中的希望，寄託在幾個似是而非的詞語上。有的時候，那些最不明確的詞語，引起的反響反而最大。
比如說，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一大堆專著也搞不清它們究竟在說什麼。然而，正是這區區幾個詞語，卻蘊含著神奇的威力，它們被看成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極不相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全被它們集於一身。
如果我們對歷史有所瞭解，就會知道這些熱門的詞彙，已經和它們原來的意義完全是兩碼事。
讓我們先來說說“共和”這個詞。它是古希臘人創造出來的，而古希臘人的共和國，本質上是一種貴族統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團結一致的暴君統治著一群絕對服從的奴隸構成的制度。
說到底，希臘的共和只是幾個貴族的共和，卻建立在民眾的奴隸制之上。沒了這種奴隸制，這種所謂的“共和”一天也不能存在。
接下來是“自由”，這個詞同樣誕生於古希臘，然而在那個國家裡，民眾從來也沒有過思想上的自由。如果誰敢討論城邦的諸神、法典和習俗，那麼他就犯下了最嚴重的罪行。類似這樣的自由，和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由又怎麼能畫等號呢？
再比如說“祖國”，對於古希臘的雅典人或斯巴達人來說，他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達城，拒絕把對方認作自己的同胞。而其他的城邦也是一樣，它們互相敵視，彼此征伐不斷，甚至從未曾統一在希臘的名義下。
而在西歐地區，是許多相互敵視的部落和種族組成了高盧，它們有著不同的語言和宗教，凱撒能夠輕易征服它們，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羅馬人締造了一個高盧人的國家，是因為他們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統一。
即使在兩百年前，人們也不存在什麼“祖國”的概念。過去跑到外國去的法國保皇黨人，他們認為自己反對法國是在恪守氣節。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變節，因為封建制度的法律規定，諸侯要效忠自己的君主，而不是某一塊土地，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國在。可見，祖國對於他們的意義，不是與現代人大不相同嗎？
可見，詞語的意義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隨著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對於人類來說，它只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
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態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在這方面，歷代的政治家都頗為精通。
假如群體因為政治動盪，或信仰發生了變化，開始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而有些東西又實在沒辦法改變，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給這些詞換個說法，用新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
比如說，在大革命之後，執政府把令人生厭的“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換成了“鹽稅”，過去的“徭役”改成了“間接攤派”，而商號與店鋪的稅款，也被起了個新名字叫做“執照稅”。
這些新名詞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有效地防止群眾產生反感。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
那些身處大革命風潮中的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樣的流行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比禽獸的暴政，建立起宗教法庭一樣的審判臺，幹出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來。
在上面的例子中，時間促成了詞意的變化，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會代表著不同的觀念。比如說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情況。
拿拉丁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來說，在前者看來，民主是說個人意志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志和自主權。
這就是說，代表了民眾的國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權力，要壟斷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