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另一場合，不要誤了大方向的速度。因為時代、時間、環境都不等人。任何事物，不進則退，不振興就衰退，是應該有“緊迫感”的時候了。中醫學已經衝出國門，外國人也已在積極研究之中，出現了所謂的“中醫熱”。專以學術而論，這當然是好現象。但筆者的看法，他們很少或沒有我國古代文化哲學等的基礎，一句話，沒有我國古文化的修養，所以在方向思路上也不如我們；但他們有過硬的現代科學的手段和方法，如果一旦方向對頭了，那速度將會超過我們。作為炎黃子孫，作為中醫學的故鄉，我們不能落在他們的後面，我們應該有這個警覺。例如，對中藥的現代化研究，就筆者所知，日本醫界就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起步早。他們因受西醫學觀念框框的影響，所以對中藥用西醫藥理學的研究，如中藥的成分分析等等，很有成果，但因對中醫的辨證論治不夠重視，更不明中藥的療效是要在中醫理論指導之下才能取得的道理，所以得出的常是“廢醫存藥論”（即只肯定中藥而否定了中醫的理論）。可是如果反過來說，萬一他們有所“醒悟”，繞開這個彎子，改而採用其他學科的方向和路子研究的話，那麼因其裝置好，儀器精，就很可能超過我們。據知近年國外已有許多學者在重視我們的陰陽、經絡等實質的研究。
（2）是要防止那種形式主義，為研究而研究，只作泛泛之談的傾向。更要防止那種為應付升職稱、趕浪頭，硬湊資料的弊病。所謂“論文”，就應該是有明確論點的文章。所以應當提倡那種資料翔實、引經據典、深入領會、融會貫通之後提出自己的觀點，有論據、有分析、有血有肉的、對今後發展提高有用的研究。這是說的理論方面的研究和繼承。
再說臨床方面的繼承與總結，這又是量大而進行得最多的工作，也是中醫學的優勢之一，因為這是幾千年的經驗積累。對這方面，筆者也有所建議：
在總結臨床療效中，那種模仿西醫學方法，一味追求百分率等等指標的方法，似乎並不適當。因為：中醫本身在研究敘述的方法上就有“模糊籠統”的特點。中國古代有過數學，但也由於中醫方法學的特點之故，它的數學，沒有正式用於醫學。所以古醫書上說到療效時的如“十愈八九”、“十之二三”等等，都沒有精確定量的意義。有的甚至只說“瘳矣！”就是說“好了！”好多少？如何好的？幾個中好一個？都沒說清，就更是不精確了。（2）如前所述，中醫療效，要以“證”為主，即以全身反應的“綜合表現”為主。因此“個體差異”性很強，有效時，對某個病人來說，可以高而全面，甚至出現奇效。但普遍“重複”率差，所以標準不一，不像西醫學，原來就定性定量。可以用具體數字來判斷療效。（3）現在可以看到，中、西醫學對所謂“病”、“痊癒”的含義標準也大有區別，即什麼叫“疾病”？什麼樣的狀態叫“痊癒”？中、西醫學之間的定義也大不相同。這種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前舉的西醫的“神經官能症”，用早日西醫的觀點來看，它就不算是什麼病，而用中醫學的觀點看，就是大大的病。又如肝炎等慢性炎症，有的病人各項檢查指標都已正常，西醫說已經好了。但病人還有全身反應而滿身不舒服時，再找西醫，西醫說已經好了。可是一找中醫，卻說是有病的。又如“血尿”，中醫要到肉眼可見尿中紅色了，才知道是病，因此不見紅色就說病好了，而西醫用顯微鏡一查，鏡下血尿，證明確是沒好的。因為中醫是以全身心著眼的。當然，應該說明的是西醫現在也已在重視全身心的健康了，不能用老眼光看。但在總結療效，特別是以往的療效對比時，應該注意這一特點和差異。（4）同上道理，那種以西醫標準定病名（即“辨病”）用中醫的方法“辨證分型”（即“辨證”）治療，特別是又用西醫的標準定療效的做法，好像也是不恰當的，它不能體現出真正原來中醫的療效來。那麼這標準如何定？到底如何辦更好？個人也提不出更好的辦法，只是感到在方法思路上還須加以注意。
基於以上的認識和思路，筆者認為對中醫經驗療效的總結，也許應該放在以“個案”（個別病例）的經驗總結為主。目的不是求百分率，而是由此深入分析、探討它的機理，給人以思考和啟迪。除了繼承這個經驗之外，特別是提供一種思路，然後加以發展提高。這樣總結，最適宜發揮老中醫及“純中醫論”者的特長。他們只要將自己的經驗總結出來，其他可以不管，下一步由其他人接著做，找出現代醫學及現代科學的解釋，然後加以發展。所以建議多出些這類的醫案集。病例不求多，但求能經驗確鑿、辨證明確、說理詳盡、絲絲入扣，能啟迪後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