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也說：“是啊，李耳跟王品也仍然天天上戲樓子，聽髦兒戲，捧坤角兒，非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也就是平時他倆看戲都是拼命地叫好，可勁兒地拍巴掌，現而今只是袖著個手，默不作聲而已，散戲也很少再到後臺去磨牙床子，奔酒館喝兩盅，便哼哼唧唧地回館驛去了。”黃老闆說：“咱們就擦亮眼睛瞧著吧，館驛的好戲還在後頭呢，準有一場惡鬥快開鑼了。”
三
王品說：
我坐在戲樓裡看了三個晚上的戲，卻一出也看不進去，一腦門子的官司，哪裡顧得上什麼唱唸做打呀？今兒個，李耳問我還去不去聽戲，我說不去了，頭兩天的風吹雨打，我的窗戶紙吹破了，得糊糊。李耳跟手說：“正好，我也要帶人去採買些柴火，廚下沒有使的了，少不了又得跟莊戶人討價還價，在他們眼裡，咱們的錢都是大風颳來的，賣什麼要價都高過人家。”糊了窗，也到了上燈的時候了，我想用功，可是捧著書翻了幾頁，就是讀不下去，心裡只是覺得好生不安，越發感到孤燈斗室的悽清。文良老爺的生死對別人也許無關緊要，但於我來說卻是至關重要。說了歸其，我還是年輕，沒練就一套深沉而圓滑的好手段，遇事，總是不大會閃轉騰挪。我家祖上原有一座藏書樓，幾代人苦心經營，到我爹這一輩，藏書樓已經頗具規模；未想，禍從天降，本地新來一位知府大人，喜好醫術，尤其酷愛脈法。據說，無論給誰斷案，都先要摸摸脈，他找我爹討要一本西晉王熙著的《點脈要略》。王熙的《脈經》到處都是，唯獨這本書世上少見，已成孤本，我爹自然捨不得，就隨便敷衍道：“脈法無非講的是二十要跑，三十要走，四十要坐，五十要臥……莫過如此，哪裡有太多的玄虛呀。”這一番話，得罪了知府，他以私藏禁書為由，查抄了藏書樓，我爹平時連僕僮都不讓擅入，竟然叫捕快們糟蹋得不成樣子，心疼得什麼似的，免不了要跟知府理論，結果，被下了大獄。
知府一紙奏摺到了北京，要治我爹的罪，虧了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批覆道：暫行拿解，以觀後效，我爹才免了一死，藏書樓也勉強得以維持。我爹自此對朝廷多了一份感激，他對我說：“人說，荷天地之覆載，食君國之水土，賴父母之養育，受尊師之教誨，自當焚頂朝夕，思所報答，切記切記。”後來，我做了個貼寫書吏，為一位返鄉丁憂的吏部大人所賞識，因此，光緒十三年二月，便派到這個潞河驛上卯應差，並叮囑我其中奧妙不可為外人道哉。自此，我和我爹就再也不曾見過面，也沒透過信。我事事聽命於那位大人，他告訴我，我的一切舉止，須得縝密，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位大人是個很有趣的人，出來進去總是帶著倆丫頭，跟他左右，一個替他拿菸袋，一個替他拿煙荷包，他煙癮一犯，一刻都等不了，倆丫頭即刻就得伺候他來一袋，也是一大怪人，不過，卻是很得兩宮太后的信任，拿他當心腹使用。
自小，我就跟我爹吟詩作賦，品竹調笙，性喜幽靜，無意於功名，更遠離三教九流，乍一到這是非之地，不禁惶惑，生怕露出馬腳來，睡覺都不踏實，唯恐說夢話，走錯道回得來，說錯話就收不回來了。不消幾日，就瘦了許多，只好去請教大人，大人廣有謀略，他如此這般暗授機宜，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變了，變成個話癆了，一天到晚嘴不住閒。俗話說，貴人多語遲，話太多，就不招人稀罕，偶有失口，也沒人計較，反倒多了一層保護色。為了嘴利落，無論冬冷夏熱，還是春旱秋澇，都不間斷地背誦《古文觀止》和《世說新語》，越背越快，越背越流暢，幾年的工夫，居然練出了一張鐵嘴，能說會道，簡直能嚼碎鐵蠶豆。
潞河驛地處繁華之地，人煙稠密，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多了，閱歷廣了，我也學會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了，碰見個什麼稀奇古怪的客，林驛丞都讓我去支應。閒下來，便到戲樓子裡泡一泡，回來，對比著史書，尋思尋思戲文，也很得趣。誰知麻煩來了，一個唱戲的粉頭有意於我，非得跟我私奔不可，她拿我當天天打茶圍、吃花酒的公子哥了。拒絕不好，不拒絕也不好，多虧李耳出來給我解了圍，說我家中早有嬌妻幼子，那粉頭方才作罷，還誇我有情有義，從此便與我兄妹相稱，處得很是不錯，時常走動。
幸喜我有李耳這麼一個同僚，來來往往，還可以稍為寬慰。只可惜，我二人各為其主，道不同，能一起飲酒，一起聽戲，卻不能一起說說知心話。一想到這，我就不由得喟然長嘆。話又說回來了，館驛之中這老幾位，哪個不是心懷叵測？反正都不是一味貪求錦衣玉食、嬌妻美妾的俗物，不好對付。只有那個林驛丞是個例外，他不光胸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