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是聰明人，你有辦法，你把這一切都歸結為積累，積累資本和話語權。等你有了資本，有了話語權，你可以將一切推翻，可以體面地站著生活，你可以對抗那些你曾無法對抗的黑暗，幫助那些你曾無數次想幫助，卻無法動手實施的人和事。
所以你需要時間，需要等待，所以你正在作的一切惡都有了可以歸責的源頭，於是你才可以不用活在良心的拷問下，不為道德的審判而感到憂心忡忡。
然後事情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你開始喜歡別人罵你，用道德來審判你，因為只有你心裡知道：那個遠大的目標，這個積累的過程。你甚至有種忍辱負重的快感，當你面對不實的道德指控時。
但你從來都沒有行動過，而那個積累的期限也似乎遙遙無期。
我到札幌的時候已經快近冬天，出去轉一圈回來，眼裡都是晃晃的白色。天黑得很早，月亮半隱半現。天邊似乎有城市燈火映出的紫色雲彩，但又或許只是錯覺。
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區，於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溫泉。在池子裡遇到一個老人，據說是旅美回來的藝術家，那日遊客並不很多，池中只我與他。老人主動與我交談，而我因二十多天沒說過話，幾乎喪失了語言功能，連中文都說不出，嘴裡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無意義的單聲，像極了一個聾啞人。
他也認為我確實就是，向我道歉，並打起了簡單的手語。我又羞又愧，恨不能找地縫鑽了，好緩解此刻之糗，好在功能只是喪失，過了幾分鐘，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說起英文來。泡完溫泉，他又邀我去他屋裡喝酒。溫泉中短暫的聊天是我整個旅行當中的唯一一次交流，我便覺得似乎洗去了很多東西。本是背了太多東西，才出來旅行，誰知真的就在這一路上不停地丟棄，整個人都清朗、通達起來。便應了邀，也是想徹底卸下所有包袱，徹底地清淨開去。
酒是本地燒酒，度數不高，入口也不刺激，日本人不勸酒，全憑酒興，多也可少也可，你若不喝，他自酌也得其樂。那是頭一回，酒精入口，我竟有了“細品”的體驗。這在過去近十年的酒桌上，都是不曾有過的。
結果度數不高的日本酒讓我大醉一場，話也多了起來，動作也不受控制，燈光在和式拉門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我跟他說了很多，我的工作，現狀，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對人說出的、近乎死守的秘密，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後。
我對他懷有的並不是天然的信任感，而是這個場合，這個氛圍，讓我無所顧忌。到後來我甚至喜極而泣，一為找到了旅行的意義，一為可以講真話之快。
他問我：“賈桑，你說的話我不是很懂，你是說自己想做個好人，想做好事嗎？”
我說：“對，我的出發點從來都是善的，這不是詭辯，我不需要向你詭辯，因為你也不認識我，沒那個必要。”
他點點頭，抿了一口酒：“但我曾經聽一箇中國朋友說過這樣一句話，光有態度不行動的人都很可疑。”
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但我想我當時應該是很滿足的，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國。這個旅程的終點就畫在了那句話上。
三十歲。是的，我想我該行動了。
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十六大在京召開，領導人正式更迭，三個代表被記入黨綱，一切宏微觀上的變化都是如此的平緩，倏然不驚。
我到石城的時候已接近晚上，細雨落在機場大巴的窗戶上，敲在我動盪不安的心裡。我忽而興奮，忽而忐忑，跌宕中意識到，這便是人生的轉折，一切的轉機，我終於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
這樣的心情一直持續到我開啟家門，放下行李，然後看見浴缸邊上垂下的白皙手腕，和滴滴答答敲響地面的鮮熱液體。
那時候我有個男友，叫海東青，出發去沖繩前夜我正式與他分手，他雖哭鬧且以自殺相逼，我亦毫無動搖。然而當我理清了生命複雜混亂的主線之後，他卻用他的生命終結來威脅我，強｜奸我，使我積攢起來的所有信念在那個微妙的點上徹底破碎瓦解，一剎那我終於崩潰，價值觀不知該往那個基盤上堆砌，我突然不能認識自己，不能認識這世上的一切。
本有一盞燈可以點亮。
我漸漸熟悉了這種黑暗，身邊是風聲，呼嘯著，鞭笞著。我一生從未真正行動過，過去不曾有，將來也不會有。全身而退是我最後的答卷。我想我不是可疑的，是確鑿的。我只求全身而退，又不免蠢蠢欲動，我總被這樣的心緒折損著，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