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你到過雲南嗎？”我說：“沒有。可是共產黨這些年一直在中國，我這些年一直和他們打交道。我記得他們在長沙的所做所為。”在會場上，史沫特萊有意不再提這件事。我敢說，我在蔣委員長侍從室那些年，只是掛了個名兒，我並沒向中央政府拿過一文錢；只是為拿護照方便一點兒而已。
我在自由中國漫遊一番，回到美國，當時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廣播電臺上我說：“現在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擄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 J。 Walsh）一個嚴厲的警告，告訴我不可以，也不應當再說那樣的話。我當時不利的環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場失利的戰役，我只是戰場上的一名傷兵，對這事並不很放在心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傑出的作家是：
託瑪斯·曼（Thomas Mann）。他由日內瓦回來之後，我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上遇見過他。他說英文，他的英文是複雜的德文結構，沒法兒聽，也沒法兒懂。當時還有Eve Curie和另外幾個人，大家一同在講演人的臺子上。我講的是明朝的太監魏忠賢，他在世之時各縣就給他立生祠。在與賽珍珠同坐的臺子上，有一個客人問我：“太監是什麼？”
我和Carl Van Doren也見過多次，他對我很和善。他的妻子Irita，後來與Wendell Wilkie相交往，還有他哥哥Mark Van Dore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愛活潑愉快斯文典雅的學者Irwin Ed…man，他是美國的哲學家，他的英文極為簡練。他蒐集了些很長的留聲機片子，那是他業餘的嗜好。
羅素，雖然年事已高，還機敏靈活，目光閃亮。我記得是在朋友的公寓住宅裡遇見他的。不幸的是，他娶了一個美國菲列得爾菲亞城的小姐（大概是他第三個，也許是第四個妻子），這位妻子太以她的“爵士羅素”為榮而時時炫耀。每逢說話，她就一個人包辦。很多朋友願向羅素提問題，這位太太便插嘴代答。大家感到興趣的是聽羅素說話，沒人喜歡聽她的。所以朋友們見面也是人人感到失望。
在Knopf Sartre夫人的公寓住宅裡和薩特（J。 P。 Sartre）相見，也是件新鮮事。薩特坐在一把椅子裡，我們大家都坐在地板上。我們大家都很輕鬆。他的英文說得很好。他的措詞用字極其精確，犀利而動人，但是有時他會前言不搭後語。我能想象到他在Raspail大道，一邊喝咖啡，一邊和許多崇拜他的“自覺存在論派”的小姐們閒話的神情。這些自覺存在論者創始了不擦口紅不抹粉的時尚。這種時尚後來被觀光的嬉皮遊客所採取，就成了美國現代文化的特色。他們認為萬事不如在佛羅倫斯（Horence）或是在羅馬仰身而臥，或是伏臥在地，阻礙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使人無法透過。
薩特否認人生有何意義，但卻力言我們為何而生活，以何為目的，全由我們自己決定。他的主張也不完全是否定一切。
由於賽珍珠和她丈夫理查德·華爾舍，我才寫成並且出版了我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這本書之推廣銷售也是仰賴他們夫婦。我們常到他們賓夕法尼亞州的家去探望。我太太翠鳳往往用國語和賽珍珠交談，告訴她中國過去的事情。賽珍珠把《水滸傳》翻成英文時，並不是看著原書英譯，而是聽別人讀給她，而邊聽邊譯的，這種譯法我很佩服。就像林琴南不通英文，譯司哥德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和《天方夜譚》時的情形一樣。賽珍珠對收養美國父親韓國母親生的孩子，很感興趣，後來又收養印度嬰兒。她有一個農場養牛。收養嬰兒與扣減所得稅有關係。
賽珍珠懂中國話，說得也流利，她父親曾在中國做傳教士，她是隨同她父親Knickerbocker在中國生活，先是在安徽，後來到南京，她算是在中國長大的。後來她嫁給Lossing Buck教授，所以她對中國老百姓和中國的風俗，還有相當的瞭解。但是我發明中文打字機，用了我十萬多美金，我窮到分文不名。我必須要借錢度日，那時我看見了人情的改變，世態的炎涼。人對我不那麼殷勤有禮了。在那種情形下，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後來，我要到南洋大學去做校長，給賽珍珠的丈夫打了一個電報，告訴他我將離美去就新職。他連麻煩一下回個電報也不肯。我二人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