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我們可以發現柏拉圖是共產主義者，而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反共產主義者。亞里士多德不相信只靠社會的改革可以改變人性。如果都蘭特在他的“哲學的故事”中，曾把亞里士多德某些關於這個問題的讜論放進去就好。談及柏拉圖所神往的共產國家時，亞里士多德說：“人對於最大多數人所共有的東西，最少加以注意。人人都首先想及他自己，很難使他對公眾的事情有興趣。”這是對蘇維埃聯邦集體農場失敗最確切的批評，同時也為這種失敗做了人性方面的解釋。亞里士多德又說：“人們很喜歡聽烏托邦，且容易被說服去相信在某種奇妙的方式之下，每一個人都成為每一個人的朋友，特別當某些人聽見指摘現存的罪惡是來自私有財產的時候。但其實這些罪惡是來自一個十分不同的來源——人性的邪惡。”
孔子，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他的賭注放在人性上，且認為接受天然的人性勝於改變它。一個較好社會的實現，不是靠改變它的生產系統，而是靠改造人的本身。但馬克思社會卻不曾解決人性的問題。今天在蘇維埃聯邦的男男女女和聯邦外的人一樣，為同樣的動機所支配，以父母之心關懷他的子女，想送他到比鄰近的兒童所進的更好的學校，他們同樣以賺錢為工作動機，想得到較高的待遇，也同樣有階級和特權的慾望。私有財產及繼承權已經恢復。階級的特權及工資的不平等已穩定地進展。假以時日，這個反常的俄羅斯國家將堅定地向資本主義社會“前進”，甚至容許自由工作、自由思想及自由旅行，雖然她仍飄揚著“社會主義”的旗幟。這是說，社會主義必須對人性妥協，而不是人性對社會主義妥協。歷史已經證明，和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相反，俄羅斯已成為一個嚴格的國家主義的國家，以國家的光榮及擴充套件為基礎；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直覺地不信任“群眾的愛”，且由於直覺最壞及最恐怖的政權而反對它。又一次，人決定事，而事不能決定人。
沉默革命的教義是社會改革，以個人的改革及教育、自我的修身為基礎，是孔子的首要企圖。儒家可能被稱為君子的宗教。君子是有教養的人，雖然在成就上有各種不同的階段，如果稱他為一個經常設法改進及教育自己的人，可能更為適當。和這種君子相對立的，孔子常用小人來稱呼。“小人”這個字的正確意義既非普通人，也非劣人。小人主要地是指一個俗人，一個沒有教養、沒有文化的人。論語中充滿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對比，例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所令儒家安慰的是孔子對人性沒有強人以不可能的要求。他不專注於罪惡的問題，而只注意缺乏教養的人的不良態度、不良出身，及無知的自滿。如果一個人有某種道德的警覺，且經常努力去改進自己，他便滿意了。在這種意義上，儒家聲言這種教訓是容易實行的。有一次孔子諷刺地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最令人驚異的事情是他訂立了一個純人性的標準，而教人以人的標準是在乎人的本身。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孔子所高舉為理想的是最好的人和真人性，他稱其為仁。這個仁，或真人性的哲學觀念，對於孔子，成為一種難以達成的理想。他承認他最好的弟子顏回“三月不違仁”，而再沒有提及他人達到仁的標準。多種情形之下別人問他這個或那個當時的大人物是不是仁，他的回答都是那個被問及之人在某些方面奇異和超卓，但他未知他是不是仁。
“仁”字有“慈愛”的意義，在孔子則指最好的人，是人性發展到理想的圓滿。仁字的發音剛好和人字一樣，因此一個仁人，讀起來是一個仁仁。這使我們想起英文有一個相似的事例，就是human及humane兩字意義的相似。英文的humanity一字，像中國的“仁”字，包含有“人道的”及“人性”雙重意義，例如“基督的人性（humanity）”，而“仁”則發展為“真人性”的哲學上的意義。
下面這個事例，使我們對孔子所謂仁的真正意義更為明瞭。有一次孔子在南方旅遊，他的弟子們看到他沒有進入任何政府來把他的主張付諸實行的機會，而想知道孔子有什麼感想。其中有一個進來想探聽孔子對兩個古代的聖人有什麼意見，這兩個聖人是在暴君之下從政府退出來後來餓死的。那個弟子問孔子對這兩個人有什麼想法。孔子說：“他們是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