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幾年，你對人對事的敏感度，你把握的尺度，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我覺得都要感謝那幾年做記者的經歷。
夢霞：所以說一個好的記者不一定是一個好的主持人，但是一個好的談話節目主持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好記者。
李靜：沒錯。現在好多人從院校出來直接做娛樂節目主持人，就是缺了記者這一課。只會跟明星說話，不會跟“人”說話。我覺得我最好的一課就是做記者那幾年，我記得崔永元也說過，他最大的積累就是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記者。還有就是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種東西，我喜歡刺激，特別喜歡冒險。有很多人會覺得多危險呀，但是我就覺得特別有使命感，那時候晚上睡覺都不脫衣服，因為隨時就要出發，那種使命感讓我覺得特別好。
夢霞：既然你對做記者也很有興趣，為什麼又會走了另外一條路？
李靜：我覺得自己骨子裡還是跟文藝更有關係吧。我一直是在學音樂，其實做記者是改行了，後來就還是想做跟音樂、跟文藝有關的東西。
夢霞：你大學學的是音樂，怎麼會做了主持人呢？
李靜：大學畢業後我分在張家口電視臺，開始的時候做編輯，後來領導覺得這小孩長得還行，就讓我做主持人。這時候我突然就發現我哪兒都不對了，我整天挨批，因為我比較特立獨行，然後電視臺又是那種作風，要求特別統一，我的那種方式他們都接受不了。
你比如說，當時在電視上說話都得高著聲說：“大家好。”因為我學過音樂，我知道那個聲音難聽，他們非讓我那麼說我就非不肯，當時大家就覺得咱們一直都這樣啊，你為什麼不這樣呢？很多東西他們不需要改變。不肯的時候我就爭執，還有很多方面是這樣。
我就覺得太可笑了，我當時二十多歲，也年輕嘛，我就覺得所有的東西都那麼不對，都應該再重新創作一遍。我內心非常苦惱，所以後來考上電影學院我就走了。
夢霞：北京電影學院又給了你什麼樣的影響？
李靜：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我非常欣賞自己了。到電影學院後我們每天都有電影分析課，看了大量國外的電影，看了以後老師還給分析，這時候我就豁然開朗了。因為在電影中強調的是人性，人性是多重和寬容的。你比如說，人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甚至是脾氣特別古怪的人都讓你覺得那麼真實。我就明白，哦，原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個性，不用大家都做一樣的人，我就覺得特別美好。所以說就是電影讓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東西。
包括我特別喜歡看的伯格曼的電影，它很痛苦、很掙扎，但是它很人性。所以在電影學院的經歷對我做電視啟發特別大，對我的思維角度，對我對真實性的理解都提供了特別好的依據。
夢霞：學習電影對你做電視具體有些什麼幫助呢？
李靜：電視是一個快餐的東西，它其實是特別淺層的，因為它的表達手段就決定了你必須是特別淺層的表達。但是電影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達是非常深刻的，同時又是非常自我的。
電視好像就是一種講述。電視裡你講的都是一個事，一個社會現象，而電影是詩意的，是有層次的，它是有很多表現手段來支撐的，是跟電視的表達完全不一樣的。我學了那麼多年電影，我把我的那種感受加到電視裡去以後，我發現也會不一樣，你看《超級訪問》的時候可能就會覺得有一種東西特別感動，其實那就是很電影化的東西。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李靜：我是一個結構比較完整的人（2）
比如，我最早在談話節目裡面用音效。我2000年開始做《超級訪問》，當時的談話節目也就那麼幾檔，《實話實說》是用了一個樂隊，但我們最早嘗試嘉賓和主持人談話的時候背景襯著音樂，還有效果聲，還有字幕。1999年我做第一檔節目《小雞捉老鷹》的時候就用字幕，那時還根本沒人用。
夢霞：你當時是怎麼想的？加字幕還得花錢，你可是自己投資啊，別人都沒用你為什麼要用呢？
李靜：當年為了這個字幕我們就一點錢都沒有了。因為我當時無意間聽到一個朋友跟我說，增加字幕的收視率比不增加字幕的收視率能高出五十個百分點。後來我就想，如果有語態不清、表情不夠生動的地方，字幕都可以彌補，咱就甭說可以增加五十個百分點，增加二十個百分點，就是隻增加觀眾的集中力，咱也要加啊。
當時為了加字幕特別費勁，我們還僱了外面一個專門打字的把字打出來，特別麻煩。但是我說必須要上，而且要鋪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