諦。儘管詩中明說“欲辯已忘言”，但如果聯絡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來考察，他在本詩中透過一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理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恆、山氣的美好、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了自然的偉大、圓滿與充實，尤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本質嗎？那麼，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歸依自然、順應自然，在自然的永恆、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外，還有什麼可追求的呢？所以說，這首詩仍然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的寄託，只是偏重有所不同。當然，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一種詩意的、哲理的嚮往。因為人從根本上不可能擺脫在一定的物件中實現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擺脫現實利害的矛盾。但作為對人生的一種哲學思考，它是有價值的；作為詩歌的理蘊，它更帶來獨特的效果。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嚮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靜穆”。但在這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深感無所寄託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詩中最集中的就是寫田園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還有《移居》、《和郭主簿》、《詠貧士》、《雜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但是，陶淵明並不是只有這種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徵的作品，他也寫過一些直接涉及現實政治，或直接表現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雖然辭義隱晦，不易讀懂，但其內容關係到晉、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當無疑問。又如《贈羊長史》，對劉裕於義熙十三年北伐破長安之役，顯得十分高興。“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歷史上和神話傳說中一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讚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詠荊軻》結末說：“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分明流露出詩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讀山海經》中的一篇：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精衛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斷首，猶反抗不止，都表現出不為命運屈服的偉大精神。最後二句，既是說精衛、刑天，也是說自己：雖有昔日的壯志雄心，卻沒有償願的時機！這些詩的事實背景已無法加以確鑿的證明，但至少可以說明，陶淵明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這些作品而言。不過，應當看到兩者也並不是截然對立的。
從詩歌淵源關係來說，陶淵明有遠承阮籍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其詩多抒發內心深處的情感，表現對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學觀照的方式，並多用組詩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詩也顯然受到玄言詩的重大影響。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詩中有許多玄學的語彙，其平淡的語言風格也同玄言詩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理解上。在阮籍詩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恆與人生的短暫相對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強大的壓迫；而在東晉的玄言詩中，則轉變為人對自然的體悟和追求；到陶淵明，又更明確地提出歸化自然的觀念，人與自然統一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當然，陶詩重視透過藝術形象而不是抽象語言來表現哲理，這同玄言詩的枯燥無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淵明在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是他開創了新的審美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雖然一般的玄言詩人都注意到從審察自然來體會哲理，並由此產生了山水詩的萌芽，但沒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無奇的鄉村。只是在陶淵明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才第一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物件，由此為後人開闢了一片情味獨特的天地。他把農業勞動視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頌在勞動生活中包含著美的意趣，這同樣是深刻的發現。對陶詩的藝術特點，前人早有定評，謂之樸素、自然、真淳。但這並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響的風格，而是詩人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