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窗。而與此同時，他又把筆觸深入到士卒的內心生活中去，開掘出徵人戍士最普遍最典型的真切情思，如：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從軍行七首》其一）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同上其二）
據《資治通鑑·唐紀》載，玄宗時，改府兵為募兵，兵士戍邊時間從一年延至三年、六年，終於成為久戍之役，“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正是由於正視這種事實，詩人才不同於當時的許多文士沉溺在以邊功取封侯的幻想之中，而更多地注意到戰爭給普通士卒帶來的巨大痛苦。因此，他雖然肯定在保家衛國的意義上戰爭有其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面，然而對那些不以士卒的生命與鮮血為意、持寵尋釁、挑起戰事以邀功的邊將，則提出嚴厲的揭露與指斥。如《宿灞上寄侍御璵弟》一詩中，就鮮明地表示了對窮兵黷武的開邊政策的激烈反對，而主張不圖遠荒之地，改用“懷柔”方針。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王昌齡的邊塞詩中，表現出一種深沉的歷史感。自有史以來，在中國西北和北部廣闊的邊緣地帶各民族之間發生過無數次血與火的衝突，這根本上是不同人類群體之間殘酷的生存競爭，是這一土地上的人們難以擺脫的歷史命運。王昌齡是意識到這一點的，試看《塞下曲》之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鹹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昔日”、“今古”點明這乃是一代一代重演著的歷史悲劇，是民族命運的悲劇。詩中流露出對和平生活的熱切向往，而又因在當時的條件下看不到使邊塞戰爭徹底根絕的可能性，發出深長的嘆息。在他的名作《出塞》詩中，相似的情緒以更精粹的語言表達出來：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