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許多新的東西，但也帶來文辭的艱深奧澀、繁複蕪雜，音樂感的破壞等等弊病。而南朝民歌的興起及其在上層的流播，再度把新鮮的血液輸入到文人創作中。於是從鮑照到齊、梁的文人詩，雅俗結合漸漸成為主導的方向，從而改變了面貌。另外，前面說過，南朝民歌與宮體詩的興起也有直接關係。
唐代以後，南朝民歌繼續影響著文人的創作。最顯著的例子是李白。他的很多短詩，以語言清新自然見長，就是學習南朝民歌的收益。人所共知的名篇《靜夜思》，顯然是脫化於《子夜四時歌》秋歌中“秋風入窗裡”一篇。直到清代為止，歷代文人模擬南朝民歌的現象，始終沒有斷絕過。
第三章 北朝詩文與民歌
自晉室東渡，北方為少數民族所統治。由於知識階層的流失，而少數民族統治集團自身缺乏文化傳統，再加戰爭不斷，經濟蕭條，精神生產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整個十六國時期一百數十年中，北方文學極為寂寥，沒有產生什麼重要的作家、作品。
至北魏統一北方，社會逐漸安定。而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政策，重用漢族知識分子，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此時文學也開始出現轉機。但當時首先受到重視的是直接有利於統治軼序的儒學，文學的地位遠不如在南方那樣重要。北魏後期出現了幾位較著名的文人。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創作成就的，是兩部並非純文學的著作——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而文壇上的一些領袖人物，其藝術造詣既不足與南朝大家相抗衡，其作品主要也是模擬南朝文學。《顏氏家訓·文章》篇說：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宴，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為朋黨。
當然，北方文學也並不是毫無自身的特點：《隋書·文學傳序》說：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於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這裡說北方文風的長處，一是風格質樸，一是便於實用。實用與否，實際上是一個應用文範圍的問題，其作用，也只是可以糾正南方的應用文過度浮華、辭不達意的毛病。至於質樸的文風，則不但與應用文有關。有時，要表現粗獷、雄壯的美，質樸的語言要比華麗的語言更為適宜。而南朝文人對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種偏狹地崇尚華麗的觀念，適當吸取北方文學“重於氣質”之長，確是有益的。
南北朝後期，由於各種原因，許多南方的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其中最特出的有庾信、王褒。他們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並且也確實創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學最高水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開始結合南北文風之長，為後代文學開闢了新的道路。此後直到隋唐，這種結合不斷深入，而隨著時代的新的需要，向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
第一節 北朝詩文
一、“北地三才”
溫子昇、邢邵、魏收，史稱“北地三才”，是土著作者中的佼佼者。
溫子昇（４９５—５４７）字鵬舉，太原（今屬山西）人。晉大將軍溫嶠之後。其祖於劉宋時北上避難。子昇生長於北方，仕北魏、東魏，官至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他的詩留傳不多，其中幾篇短小的樂府，文辭都很簡樸，但不免粗糙，只有《白鼻駒》一篇較好：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這種寫貴族少年放蕩生活的詩，是魏晉樂府中常見的。溫子昇此篇雖辭語簡單，但畫面感很強。
他的其他幾首詩，都是明顯模仿南朝文風的。如七言之作《搗衣詩》：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聲調、用辭，以及雜用五言句的形式，都可以在梁代歌行中找到祖本。
溫子昇的文章傳世較多，一般說來，雖多用駢偶，但不重藻飾，也不甚精彩。其中《寒陵山寺碑》較有名。
邢邵（４９６—？）字子才，河間（今河北任丘北）人，家世仕宦。北魏孝明帝時，以文名傾動京師。由魏入齊，官至中書監、國子祭酒，地位甚高。
邢邵詩僅存八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