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玄學中的一個命題，從這裡本可引申出順遂萬物本性，反對人為拘束的觀念，但劉勰接下去卻把自然之道與儒道相互捏合，認為儒家聖人的經書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一般人不能夠深刻體悟道的神奧，所以要“徵聖”——向聖人學習，要“宗經”——效仿經書的榜樣。這實際是玄學中自然與名教合一的理論在文學中的運用。由此建立了以雅正為最高準則的文學要求。所謂：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至此，劉勰既以“道”的名義，賦予六朝美文以崇高的地位，又以同樣的名義，要求各種文章符合於雅正規範。他又說：“楚豔漢侈，流弊不還。”即楚辭、漢賦以來，文學作品多有不夠雅正的毛病，應當“正末歸本”，返回到經典的規範之內。《原道》、《徵聖》、《宗經》三篇，緊密聯為一體，構成劉勰文學思想的中心。但字面上雖然說得圓通，矛盾還是很多的。儒家經典，本來是質樸的文字，他非要說得美輪美奐；六朝美文，與楚辭、漢賦的關係最近，如何能宗經歸本而不失其美質？
《正緯》、《辨騷》也作為“文之樞紐”，著眼點卻不同。前者說緯書的奇特想象和富豔辭采有益於文章寫作，後者的意義更重要。這裡雖同《宗經》篇有一致之處，首先辨明楚辭的代表作《離騷》有不合於經者四點，合於經者四點，實屬破碎迂腐之論，但又自我背離，對楚辭的文學意義給以高度讚揚：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夫》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採絕豔，難與並能矣。
這裡對楚辭作品中“綺靡”、“傷情”、“瑰詭”、“慧巧”、“耀豔”等並不符合雅正規範的特點，均表示讚賞，後面對楚辭在文學史上的深遠影響及其對當今創作的價值也作了充分肯定。這表明劉勰雖以宗經為大前提，但對文學中的藝術創造仍然是很重視的。不過，劉勰對楚辭的肯定，主要是從藝術性的一面著眼，他所設想的理想境界，是以經典的雅正為主導，而參酌以騷體的奇麗：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
這種設想似乎不錯，其實有著難以克服的矛盾。因為騷體的奇麗，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雅正規範的結果，而不僅是語言修辭之美。所謂“以正馭奇”，即使能吸收騷體的某些優點，也難於發揚其原有的生氣。
透過以上分析，《文心雕龍》的核心思想已可以大致瞭解。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一、強調文學的美質，這是與當代文學風氣一致的。缺陷也同當代文人一樣，是單純地以華麗為美。二、主張宗經，提倡雅正，在原則上排斥一切離經叛道的文學，這是一種保守的文學觀念。但在對待具體作品的時候，態度並不那麼褊狹。尤其在以後的各篇中，並沒有以是否雅正的標準隨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與作品。三、應當注意到，劉勰所說的“宗經”，是指以儒家經典為典範，而不是要求把文學作為闡發儒家之道的工具。他還是承認文學有抒發個人感情的作用。這同後世極端的載道文學觀還是有很大區別。四、聯絡劉勰對六朝文學的批評，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離異於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夠純正、藝術風格詭奇輕豔等等，二是有單純追求辭采而缺乏充實的感情的現象。這些批評有些是正確的（如對後者），有些仍有些守舊傾向（如對前者）。但不管怎麼說，以返歸經典作為文學發展的出路，總是弊大於利。
作為“文之樞紐”的五篇，其意一在賦予文學以哲學本質上的說明，同時也由此賦予文學以崇高的意義，這一種理論上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種規範的、雅正的，同時又富於美感的文學準則，在這裡，作者採取了折衷的態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態。
《明詩》以下二十篇，是《典論·論文》、《文賦》等批評著作論文體之別的繼續，但要細緻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簡短的文體小史，雖未必無誤，但多見精彩。如《明詩》說建安詩的特點，謂之“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說正始詩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感受敏銳，概括精賅，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