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文學史的研究，具有先導的意義。論各種文章之風格特徵，亦能舉其大要。
第三部分的前幾篇，圍繞具體的文章寫作（主要針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說創作的構思，承《文賦》而來，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細緻描述了創作活動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的現象，從而探討了從形象思維到語言表現之間的距離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體性》篇指出，由於作者才學修養不同，形成典雅、遠奧等八種主要的不同風格，進一步發展了曹丕、陸機的意見。文中舉前代名家為例，對他們的為人氣質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有很好的概括。《風骨》篇要求文學作品應有充沛的生氣（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內容）和簡潔有力的語言表達，從而達到剛健明朗的美學效果。以後“風骨”成為文學批評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變》篇論新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這一節讚語，表現了作者對文學的健康態度，可惜又說“還宗經誥”、“參古定法”，畢竟還是顯得拘謹。《情采》篇論情志與文采的關係，力主華採，但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對六朝文學中“繁採寡情”的現象提出針對的批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看法。以後《熔鑄》、《聲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