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的批評，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離異於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夠純正、藝術風格詭奇輕豔等等，二是有單純追求辭采而缺乏充實的感情的現象。這些批評有些是正確的（如對後者），有些仍有些守舊傾向（如對前者）。但不管怎麼說，以返歸經典作為文學發展的出路，總是弊大於利。
作為“文之樞紐”的五篇，其意一在賦予文學以哲學本質上的說明，同時也由此賦予文學以崇高的意義，這一種理論上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種規範的、雅正的，同時又富於美感的文學準則，在這裡，作者採取了折衷的態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態。
《明詩》以下二十篇，是《典論·論文》、《文賦》等批評著作論文體之別的繼續，但要細緻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簡短的文體小史，雖未必無誤，但多見精彩。如《明詩》說建安詩的特點，謂之“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說正始詩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感受敏銳，概括精賅，對於文學史的研究，具有先導的意義。論各種文章之風格特徵，亦能舉其大要。
第三部分的前幾篇，圍繞具體的文章寫作（主要針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說創作的構思，承《文賦》而來，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細緻描述了創作活動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的現象，從而探討了從形象思維到語言表現之間的距離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體性》篇指出，由於作者才學修養不同，形成典雅、遠奧等八種主要的不同風格，進一步發展了曹丕、陸機的意見。文中舉前代名家為例，對他們的為人氣質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有很好的概括。《風骨》篇要求文學作品應有充沛的生氣（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內容）和簡潔有力的語言表達，從而達到剛健明朗的美學效果。以後“風骨”成為文學批評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變》篇論新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這一節讚語，表現了作者對文學的健康態度，可惜又說“還宗經誥”、“參古定法”，畢竟還是顯得拘謹。《情采》篇論情志與文采的關係，力主華採，但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對六朝文學中“繁採寡情”的現象提出針對的批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看法。以後《熔鑄》、《聲律》等十篇集中談修辭問題，對聲律、駢偶、用典等當代文學中普遍使用的修辭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專門討論修辭的文章還不曾有過，所以，《文心雕龍》在修辭學上也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第四部分脫離了具體的寫作（只有《物色》兼及寫作），從更廣泛的範圍來討論有關文學的問題。《時序》論歷代文學發展的總趨勢，推求文學演變的原因，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作者主要從政治狀況、社會風氣、統治者的好惡等幾個方面論述文學的興衰，注意文學與複雜的社會環境的關係。這是歷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學史性質的重要的論文。《才略》篇簡論歷代作家，與《時序》相輔相成。《物色》論文學與自然景物的關係，專立此篇，也是當代文學風氣的反映。“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前兩句說對外物的感受、描摹，後兩句說內情對於景的再造，對文學作品如何寫景，是精彩的概括。《知音》專門談文學鑑賞與批評的標準問題。從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來說，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責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知多偏好等錯誤的態度，要求批評者提高自身修養、理解作者、博觀圓照，進行公平的批評，並且提出了若干條從事批評的客觀原則。雖然，批評標準的問題，複雜多變，很難加以簡單的規範，但這一種努力，表明劉勰對於批評的客觀性與科學性的要求，就思想方法而言，是很有意義的。
總之，《文心雕龍》雖在宗經的原則上顯示出保守意識，但在關於文學創作、文學史、文學批評的眾多問題上，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提高，提出了相當系統而富於創新的意見，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一次空前的總結，其成就十分重大。
第三節 鍾嶸的《詩品》
鍾嶸（約４６８—５１８）字仲偉，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
初仕於齊，梁時官至西中郎將晉安王蕭綱（即後之簡文帝）記室。《詩品》作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５１３）以後，已是作者的晚年。
《詩品》專論五言詩。據《序》說，作者因見當時人們對詩歌的評價漫無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