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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
那麼，他所謂的“雅正”是什麼呢？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要能“救時勸俗”（《文編序》），能使“上感於上，下化於下”（《系樂府序》），“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換句話說，就是首先要把詩歌當成政治奏疏、勸世文、國策文論來寫而不是當作藝術作品來寫。雖然這種文學觀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學的實用功能強調到極端，不僅輕視了文學的獨立價值，而且會造成忽略詩歌語言、形象、韻律等藝術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選《篋中集》的二十四首詩歌中就有這種傾向，在元結本人的詩歌創作中也有這種傾向。
《舂陵行》、《賊退示官吏》是元結的兩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寫道州經過兵亂後衰敗破敝的景象，記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並表示自己寧可接受上司處責，也不忍心再在這些處境艱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錢糧；《賊退示官吏》則勸告道州官吏，“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不要再在這些百姓身上橫徵暴斂，並以詰難的口吻寫道：“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在這兩首詩裡，顯示了元結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稱讚他“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並感嘆說：“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這兩首詩在內，元結詩歌在藝術上是粗糙的。因為在他看來，詩的社會功能高於一切，只要表達了合適的內容，詩就達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詩語言顯得草率，似乎沒怎麼仔細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與黨侍御》的“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雲吾無心，此來複何為”，以及《瀼溪鄰里》、《喻瀼溪鄉舊遊》等，都缺乏節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質木無文，像押韻的散文而不像詩。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還饒有情趣、俗而不鄙。舉其二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元結這種極力強調詩歌在政治上的實用功能的理論在當時似乎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確實代表了一種動向。後來白居易等人的詩歌理論，就是沿著這一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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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曆、貞元間詩人
“安史之亂”剛剛過去，留下的是滿目瘡痍，四野蕭條。
也正是在這段時期，王維、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相繼去世，活動在唐代宗大曆年間、唐德宗貞元年間的詩壇上的，是較年輕的劉長卿、顧況、韋應物及被稱為“大曆十才子”的一批詩人。他們中大多數人是在富庶風流的盛唐時代度過了青春時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亂及戰亂之後的破敗蕭條。“年少逢胡亂，時平似夢中。梨園幾人在，應是涕無窮”（戎昱《八月十五日》），“白髮壯心死，愁看國步移。關山慘無色，親愛忽驚離”（錢起《鑾駕避狄歲寄別韓雲卿》），時代盛衰變化在他們心上造成了一種強烈的失落感，使他們感到格外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時代養成的入世熱情和士大夫傳統的濟世救民思想，羼雜著對開元、天寶盛世的追懷之情，使他們仍然不時地關注著社會，試圖在拯救社會中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
像韋應物《寄暢當》的“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錢起《送傅管記赴蜀軍》的“勤君用卻龍泉劍，莫負平生國士恩”，都表現了這種心情。他們內心中也不時地迸發出一些激情與豪氣，像戎昱《上湖南崔中丞》的“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錢起《送崔校書從軍》的“寧唯玉劍報知己，更有龍韜佐師律”等等，均屬此類。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現實和士大夫獨善其身的觀念以及軟弱的性格，又使詩人在痛苦之餘轉向了自身，他們的所謂“日夕開真經，言忘心更默”（錢起《東陵藥堂寄張道士》），“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郎士元《長安逢故人》），都是希望在這紛亂的現世中尋找一片寧靜的綠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尋找一種新的心理平衡。
後一方面是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因此，佛、道兩教的影響便日益在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