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易憤怒地說道：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其次，白居易還注意到邊疆無休止的戰爭導致千萬百姓無辜喪生。著名的《新豐折臂翁》寫了一位在天寶年間逃過兵役的老人，當時，宰臣“欲求恩倖立邊功”，發動對南詔的戰爭，無數被強徵去當兵的人冤死異鄉，這位老人“偷將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殘命。詩中借老翁之口說道：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
這位命運悲慘的老人，卻以欣喜口吻自慶僥倖，讓人讀來更覺得悲哀，同時也感受到詩人的目的不僅在記敘一樁往事，而是反映出戰爭帶給廣大人民的無窮苦難。
除了上述兩大主題，白居易的樂府詩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有許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無能，將帥驕橫無勇，借君國之名義而飽一己之私；他批評宮中幽禁了無數宮女，要求皇帝將他們釋放；他還批評求仙之虛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採取措施來干預……，這些都切中了時弊。
元和年間，正是社會相對穩定，戰亂稍稍平息的時候，醉生夢死的人又開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彈冠相慶，而白居易卻挑開虛飾的面紗，暴露出這個社會的黑暗、動亂、骯髒和不合理，批評的鋒芒橫掃了整個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官吏，這是自杜甫以來沒有人做到過的。據說這些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與元九書》），恰恰說明它擊中了社會要害，刺痛了權勢者的神經，也說明白居易是有正義感和勇氣的。
如果與杜甫的同類詩相比較，可以看到，在抨擊現實的尖銳性方面，白居易並不比杜甫遜色。但從詩歌藝術來說，杜甫的詩大都是實際生活體驗的產物，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而白居易的詩則有明確的服務於政治的目的，當這種目的與他的實際生活感受能夠密切結合而蘊涵著熱情時，一部分作品也寫得很感人，尤其像《新豐折臂翁》等可以說是很優秀的，這種詩在元稹那裡是看不到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卻和元稹的同類詩差不多，說教氣味很重，讀起來索然無趣。
白居易對諷諭詩的語言表現有明確的要求，他在《新樂府序》中說：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就是說，為了達到諷喻的目的，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樸素淺顯，直接了當，而不追求任何含蓄、曲折，當然更反對艱深晦澀。
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容易明白並受到震撼。這種語言風格的缺陷是過於直露，有時頗為羅嗦，少了些精煉和含蓄。但一些優秀之作，則不僅通俗平易，而且意緒流暢，節奏明快，形象生動，也還是花費了艱鉅的功夫的。不管怎樣，在當時，它是一種新的詩歌風格，也贏得了最廣泛的讀者。據說，當時“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由於文學思想和人格上的致命弱點，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既在成就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也難以持續。他的詩歌理論，是把政治目的、社會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謂“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首先是“為君”而作。這不僅在寫作立場上造成自我限定，而且當君主並不支援這種創作時，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動力。而白居易又是一個性格很矛盾計程車大夫，一方面深切地關心現實，富於同情心，另一方面又很愛惜自己，生一根白頭髮就終日惶惶然。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遺時所激起的政治熱情，隨著屢遭挫折而漸漸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回鄉後，寫“諷喻詩”就少了，更多的是寫曠達平和的“閒適詩”。元和十年被貶為江州司馬，雖然寫下了著名的《與元九書》，全面總結了自己的文學觀點，但這只是對前一時期創作的再肯定，實際上此後他已經不再實行這一套文學主張。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
（《與楊虞卿書》）這種消極的念頭，使他越發地去問道參禪，排遣憂愁。元和十一年所作《歲暮》詩，也明白地表達了他此時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
所以，閒適生活成了白居易後期詩歌的主要內容。
這些閒適詩對後世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