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突破，而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歡迎，以致“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
柳永詞在體制方面有二項彼此相關的突破，一是採用了許多新曲調，二是寫作了許多長調詞。北宋中葉歌曲繁榮，音樂的變化很大，新聲流行，在柳永的詞中就提到這種情況，如《木蘭花》“佳娘捧板花鈿簇，唱出新聲群豔伏”，《木蘭花慢》“風暖繁弦脆管，萬家競奏新聲”。而當代的文人詞，多沿用晚唐五代以來的舊調，與民間音樂的關係較疏遠。柳永則不同，他既精通音樂，又與民間藝人關係密切，據《避暑錄話》載，當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柳永的《玉蝴蝶》詞中也提及歌妓向他索詞的情形：“珊瑚筵上，親持犀管，旋疊香箋，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因此，他的創作與社會中流行的音樂關係緊密，在其現存詞作中共有一百三十個詞調，除《清平樂》、《西江月》等十餘調外，大多數是採用新流行的曲調。其中有些還是他自己創制的，如《秋蕊香引》。這些新調中有些本身是長調，有些則是據原有令詞加以延伸而形成的慢詞，如《木蘭花慢》、《定風波慢》、《浪淘沙慢》等。慢詞比原來的小令要長很多，有的甚至疊數也增加了。如《浪淘沙》原為二十八或五十四字，而《浪淘沙慢》則多達一百三十六字。這樣，柳永就打破了長期以來文人詞以傳統的小令為主的習慣，不但豐富了詞的曲調，而且擴大了單首詞的容量，使之更富於變化，也更適合當時人的審美愛好。
在內容方面，柳永也有所開拓。他的一部分作品雖是沿襲傳統題材，如寫男女戀情，或是寫歌兒舞女情態的，卻頗有新鮮氣息，像《甘草子》以“卻傍金籠共鸚鵡，念粉郎言語”，寫出少女懷念情人時的寂寞與無聊，《定風波》以“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寫出少婦對平凡而和滿的家庭生活的眷戀，詞中的女性口吻表達的情感坦率真摯，與上層文士詞作的含蓄委婉不太一樣。有一些詞透過描述歌妓舞女的生活，真切地寫出她們心靈深處的痛楚，如《迷仙引》：
才過笄年，初綰雲鬟，便學歌舞。席上尊前，王孫隨分相許。算等閒，酬一笑，便千金慵覷。常只恐，容易蕣華偷換，光陰虛度。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
那些歌妓舞女渴望擺脫強顏賣笑的生涯，獲得有尊嚴的常人的生活，這種心願在詞中如此真實地呈現出來，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其他詞篇，如《御街行》寫一位歌妓在歡宴之餘卻“和衣擁被不成眠，一枕萬回千轉”，《集賢賓》代她們發出“和鳴偕老，免教斂翠啼紅”的呼聲，都是懷著同情和平等的態度，為這些受凌辱的女子鳴不平。
這種思想感情顯然來自城市平民的意識。柳永仕途蹉跎，在當時日益繁華的大都市中與歌妓樂工廝混，這種境遇沖淡了他身上計程車大夫氣息，而較多地接受了城市平民的影響。雖說柳永詞中有時也流露出市民階層的庸俗氣息，但這種市民意識總的來說是對封建士大夫意識的一種衝擊。後來不少人批評他的詞“格調卑下”，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封建士大夫意識的流露。
這種市民意識的影響，還使柳永寫出多篇描繪都市繁榮華麗景象的詞作，這一題材是前人從未觸及的。士大夫詩詞中出現最多的是山野鄉村、溪澗林泉。這既是他們在都市的仕宦生活的一種補償，更是他們所著意強調的高雅曠逸的人生情趣的寄託，所以自然山水幾乎成了士大夫文學的傳統標誌。而柳永則對都市生活表現出興奮與迷戀，他寫成都的有《一寸金》，寫汴京的有《破陣樂》、《透碧宵》、《傾杯樂》，寫蘇州的有《木蘭花慢》、《瑞鷓鴣》等等。這些詞無不讚美繁華，渲染歡鬧，期慕風流，乃至誇耀奢侈的消費，這與士大夫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時總不忘標榜淡泊清高、點明自己的社會身份與責任的意識顯然大相徑庭。這一類作品中，以寫杭州城市景象和西湖風光的《望海潮》最為著名：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類與傳統士大夫文學標準相去甚遠的詞作中，潛藏了一種富有生命力的人生意識和審美情趣。
柳永詞中也有不少感慨人生失意、抒寫羈旅行役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