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創造的價值。他指出寫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廳題名記》），這雖然不是很新鮮的見解，但畢竟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文學的個人性；倘若考慮到如前所述蘇軾的思想出入於儒、道、禪，而非“純儒”，這種對文學的個人性的認識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狹隘範圍的意義了。同時，蘇軾對文學的藝術性是相當重視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說“辭達而已矣”一句，反對在文章寫作中的藝術追求，蘇軾則說：
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答謝民師書》）
這裡公然對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謂“辭達”，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實與思想，而蘇軾卻把“繫風捕影”般的“求物之妙”這種以個人內在感受為基礎的很高的藝術境界作為“辭達”的要求。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藝術愛好的歐陽修走得更遠了。
在散文寫作方法方面，蘇軾最重視的一點是“以意為主”。因此，他既反對“浮巧輕媚，叢錯採繡”之文，即外表華麗而缺乏內涵的駢體文，也反對“怪僻而不可讀”之文，這也同歐陽修一致（見《上歐陽內翰書》）。不過，蘇軾更加重視在“意”的支配下構成自由揮灑、變化無端的藝術風格。正如他在《文說》中的自評：“吾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這段話恐怕不無自炫，但確確實實，蘇軾的文章在所謂“古文”的系統中，無論比之於早期的韓、柳，還是比之於同時的歐、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構架、氣勢之類的人為講究，如行雲流水一般，姿態橫生，並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調與個性特徵。
蘇軾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論或政論，如《上神宗皇帝書》、《范增論》、《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教戰守策》等。這些議論往往就常見的事實翻新出奇，從別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結論，文筆在自然流暢中又富於波瀾起伏，有較強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論》不一般地談論范增功過得失，而從他應該在什麼時機離開項羽這一新穎角度闡發開去，議論文人謀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證古語，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轉為嘆息，寫得虛虛實實，時張時弛，使一篇短文波瀾橫生。又如《賈誼論》，先是批評賈誼雖有才能卻不懂得表現才能的分寸與時機，讓人似乎覺得他的不幸是緣於自身的過錯，後半部分卻又轉入人君應如何對待人才的問題，與前者合成一個完整的主題，寫得跌宕起伏。這一類文章中，也有些是隨意搬弄歷史以顯高明，寫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麼樣，它們都反映出蘇軾好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穩的議論有趣味得多。這是蘇文為人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及的，以性質而言不屬文學散文，但從中可以感受到蘇軾的個性與才華。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隨筆、遊記、雜記、賦等感情色彩較濃厚的文體。
這一類散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寫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種文體習慣上的界限，把抒情、狀物、寫景、說理、敘事等多種成分糅合起來，以胸中的感受、聯想為主，信筆寫去，文章結構似乎鬆散，但卻於漫不經心中貫穿了意脈。比之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等人性質相近而體裁單純、結構清楚的散文，顯得更為自然、飄逸和輕鬆。如《石鐘山記》先是對酈道元、李渤就石鐘山命名緣由所作的解釋提出懷疑，而後自然地轉入自己的遊覽探察過程，最後引發出“事不目見耳聞”則不可“臆斷其有無”的議論，提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道理。全文以我為主，氣脈流貫從容，敘事、寫景、議論的銜接十分自然，而且最後的議論部分只是輕輕帶過，不擺出一定要教訓人的強硬姿態。而《放鶴亭記》則從雲龍山人遷草堂、建亭緣由說到彭城的山勢、亭的位置、季節與風景的變化，再說到主人的鶴與鶴飛的姿態，這才說到亭的命名。
下面一轉，從自己與賓佐僚吏的遊覽，發出一通感嘆議論，從鶴的典故說到人生情趣，又從衛懿公好鶴亡國的故事，翻轉到隱士全真遠禍生活的可羨，最後以山人一首高逸曠達的歌子收尾，給人以飄然遠去之感。全文不過數百字，卻搖曳多姿，文筆似閒散，意脈卻流暢而完整。著名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