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自己面對自然、感懷今昔之際帶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現出一種高逸曠達的精神，如蘇軾最著名的兩首詞作：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丙辰中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寄，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前一首作於蘇軾因反對熙寧變法而出知密州時，後一首作於他經歷“烏臺詩案”後，被貶黃州團練副使時，都是蘇軾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經歷了生命危險、遭受極大不幸的時期。但這兩首詩的感情基調，既不是悲憤激昂，也不是沮喪灰暗，而是從宏大的時空意識中尋求超越。《水調歌頭》的開頭，把酒問天，今夕何年，乃是對永恆存在的嚮往；在這永恆存在的對映下，不可避免地變化著月的陰晴圓缺，人的離合悲歡。既然認識到這一點，也就無須自怨自艾。《念奴嬌》也是一開始就在上下幾千年、綿亙數千裡的宏大境界上展開，在這樣浩渺的時空框架中，發出人生短暫、功名虛幻的感嘆，把人生挫折的懊喪引向高遠之處。這種人生哲學雖然缺乏激烈抗爭的力量，卻也反映了蘇軾不甘沉淪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風波》這樣的小令，也在“一蓑煙雨任平生”、“休將白髮唱黃雞”的詞句中，交雜著悲涼蒼勁和曠達坦蕩的情致。在詞的歷史上，上述二類題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可以說是從未有過的，它使宋詞展現出全新的面貌，而影響了以後許多詞人的創作。
蘇軾詞的風格是多樣化的。他的詞同他的詩文一樣，往往以意為主，任情流瀉，故其風格也隨著內容特點、情感基調的變化而變化。在前面所舉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熱情濃烈、意氣奮昂，《念奴嬌》的開闊動盪、雄壯勃發，其風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曠”來形容，而蘇軾寫戀情、寫傷感的詞，則又委婉而細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這首詞的情感內涵要比一般寫男女之情的詞來得厚重，而文筆的縈繞回環、細膩綿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運算元》：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寫得幽深清絕，每個意象都凸現幽寒的氣氛，全詞籠罩了一層濃厚的孤獨與感傷。再如《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將春日思婦的形象與飄舞的楊花相互映襯，層層渲染一種哀怨的情緒，又寫得特別地輕柔細巧。還有一些寫日常瑣事雜感或田園風情、生活習俗的小詞，則轉為風趣輕鬆，像《浣溪沙》（“旋抹紅妝看使君”），上闕寫人看“我”，是擠擠蹭蹭，“相排踏破傘�奕埂保幌裸諦礎拔搖笨慈耍�蚧蚴章蠡蛉�瘢�褂小白碹盼曰蘋琛保��畹鈉�蘸芘ā�
總之，蘇詞的多樣風格，很難加以簡單的概括。當然，在這方面蘇軾與前人最重要的差異，也是他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在開創了一種與詩相通的、雄壯豪放、開闊高朗的藝術風格。而且，對這種風格，蘇軾是有意識追求的。他在《與蔡景繁書》中曾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在《與陳季常書》中也說：“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在語言方面，蘇軾也是“以詩為詞”。當然，文人詞在形成過程中，本來受了詩的很大影響，但這種影響主要是使詞的語言從俚俗淺易轉向典雅華麗，而且汲取範圍也很小，由此漸漸發展成詞所特有的語言風貌。到了蘇軾的時代，詩歌語言本身又發生了很大變化，他的“以詩為詞”，實際就是為詞的語言表現爭取更大的自由。宋詩已有散文化的、講究意脈流動的傾向，而詞的特點就是句式長短不齊，所以蘇軾很方便地把詩語、文語、口語都熔鑄在詞的體式中。像《水龍吟》的首句“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