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句“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乃至《滿庭芳》上闋首句“歸去來兮，吾歸何處”，和下闋首句“云何，當此去”，以及《定風波》末句“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都是不講究文字的凝鍊和意象的密集，詞彙所形成的音頓不太整齊，系連詞用得較多，而接近散文甚至口語。這種語言在詞調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節奏感，只是它的音樂性已經不是很強了。但它也使詞的語言表現方式從單一化的格局中掙脫出來，取得搖曳變化、舒捲伸縮的新穎效果。再有，蘇軾詞中常運用典故、化用前人詩句，如《江神子·江景》“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出於唐代錢起《省試湘靈鼓瑟》；《千秋歲·次韻少遊》“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出於《論語》。這種手法雖有時會產生拗澀之弊，卻也有引發聯想、擴充語言內涵的作用。在詩歌中，這本是常見的，而比較大量地用於詞，蘇軾卻是第一個，對辛棄疾等後代詞人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詞這一領域中，蘇軾對題材、風格、技巧都進行了大膽的開拓與創新，使他的詞作與詞的傳統出現重大的差異，在當時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對蘇詞，特別對其“以詩為詞”的特點提出了批評。如陳師道《後山詩話》說他“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①，李清照則稱之為“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詞論》）。這些意見都是從詞的傳統標準、傳統觀念來提出的，而忽視了蘇軾使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