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關心社會政治，但這種關心總是伴隨著失望；他們常常表示曠達，而這種曠達卻和無奈相聯。
哀婉和衰颯的氣氛籠罩著這個時代的詩歌。因此，詩人更多吟詠的是三類題材：歷史、自然與愛情。對歷史的追懷是對現實的喟嘆，對自然的眷念是對人世的疲倦，對愛情的尋求是對個人心靈的撫慰。
不過，雖說時代的衰敗和詩人的失望情緒造成了詩歌中氣勢和力度的削弱，但這並不就意味著詩歌本身的衰竭，它只是向另外的方向發展了。這個時代的詩人，比前人更能夠感受到個人在歷史和命運中的無奈，他們也更傾心盡力於詩歌，以這種美的創造為生存的憑藉（如杜牧《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所說“浮世除詩盡強名”），而前人又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供借鑑，可供拓展。他們以近體詩為主要形式，憑藉敏銳的審美感覺來發掘詩歌的素材，使用精緻的語言來表達豐富的情感和細膩的內心體驗，創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曠明麗，但總離不開幾分頹唐的詩境。他們以此給唐詩開創了又一種新的局面。
晚唐後期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此時，唐王朝受到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最後打擊，已經面臨全面崩潰，這給士大夫的心理以巨大的衝擊。傳統的社會責任感與政治參與欲又在他們心中萌生，儒學精神再一次被撿起來當作救世之方。這一種短暫而徒勞的努力，在文學中也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散文方面，是古文運動的功利主義思想主張重新抬頭，散體文又一次受到重視，並且，其內容因失望而變得更尖銳，表現出強烈的諷刺與批判性。在詩歌方面，則是向兩端發展：文人們一方面重提白居易的詩歌主張，並且寫出了不少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另一方面由於時代無可奈何地衰落，而消沉地追尋個人心理的平靜，因此寫出許多散發著哀愁遲暮之氣的山水詩。這種情況常常是出現在同一人身上。
………………………………………………
第一節 杜牧與許渾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後來長期在各方鎮為幕僚，武宗會昌以後，曾任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間回長安任職，官至中書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為三朝宰相兼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對於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響，他在《上李中丞書》中說，自己關心的是“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他曾寫過《罪言》、《論戰》等有關政治、軍事的論文，曾注過《孫子》十三篇，還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這件千孔百瘡的衣裳補好了，何況他在中進士後十年時間裡，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沉淪下僚，直到四十歲才當上州官。因此，他時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歲時在池州刺史任上，還發出“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春末題池州弄水亭》）的牢騷，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風流文人的身份，流連於酒市妓樓。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蕩形骸，所謂“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書》）式的懶散頹廢，與他心中時時想參政治世的雄心壯志，正好完整地表現了杜牧的心靈。
史學世家的遺風和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在杜牧那裡沒有機會像他祖父那樣施展於實際政務或歷史著述，卻在他的詩中形成一種深沉的歷史感。一些登臨詠懷之作，別人寫來大抵是流連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寫來，卻常常融合了對自然、社會、歷史的感觸，總有一種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如《潤州二首》之一：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裡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又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裡，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而另外一些詠史詩中，他的感觸就更為明顯了：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登樂遊原》）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