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的文化價值系統的失落。於是，在文學領域裡，主張發揚儒學傳統，強調文學作品應具有服務於社會政治現實的實用功能，又成為頗為流行的思潮。如皮日休在其《皮子文藪·序》中自稱他的各種文章，“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悼賈》一文的序中又說：“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同時的陸龜蒙、羅隱也持相近的看法。從強調實用的意識出發，他們大都反對韓愈、柳宗元以後一度又很興盛的儷偶工巧之辭，像羅隱的《河中辭令狐相公啟》中所謂“歌者不繫音聲，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所貴達情”，就表明了這樣的態度。而他們的文章，也確實多議論政治、揭露社會弊端、批評統治者的暴虐。在詩歌領域，他們也再次宣揚詩歌對於政治、教化的功能。皮日休說：“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正樂府序》），杜荀鶴則在《自敘》中說自己“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而黃滔在《答陳磻隱論詩書》中則更明確地提出：“詩本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
晚唐的這一文學思潮，就理論上而言，實際是中唐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和以白居易為代表的新樂府運動的延續。它的偏狹的功利性與前人是一致的。但是，要說到藝術的創造力，以皮日休、陸龜蒙、羅隱、聶夷中為代表的這些文人比較韓愈、白居易等人就相差很多了。當然，也不能說他們的創作沒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由於社會已處於崩潰的狀態，他們的詩文在批判現實方面表現得特別尖銳。尤其是散文，一些具有諷刺性的短小精悍之作，其氣勢和鋒芒是引人注目的。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今屬湖北）人，自號“鹿門子”。鹹通八年（867）進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職。有《皮子文藪》。在晚唐，他可算是最積極的重振儒家文化的呼籲者。不僅寫過《請〈孟子〉為學科書》，提議以《孟子》為科舉考試中的必讀書，寫過《請韓文公配享太學書》，要求將韓愈配享於孔子廟堂，還頗有以“道統”承擔者自居的意識。
其文學思想以此為出發點，所以頗多迂腐偏狹之論。但有些作品批判現實還是有力的。
皮日休有《七愛詩》，其中之一寫白居易，從為人、為官、為詩、為文各方面都對白居易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詩歌創作，自然受白居易影響較深。和白居易一樣，皮日休也試圖使詩成為諫書奏章，並且仿照白居易的新樂府作《正樂府》十首等詩，期望王者從中“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慼”（《正樂府序》）。其中如《橡媼嘆》寫農婦的苦辛，《貪官怨》寫貪官汙吏的狠毒與無能，矛頭都指向了最高統治者。這一類詩有白居易詩的那種簡樸的語言和平易的形式，但由於偏重政治議論，較缺乏藝術趣味。
皮日休的散文可以看出韓愈的影響，語言犀利，注意層次和節奏的變化。尤其短文，常寫得簡潔而有力。如《鹿門隱書》：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每層兩個完整句，以合於理想的“古”與黑暗的現實相對照，文字簡潔凝鍊，把內心的憤怒與感慨充分地表現出來。另外如《相解》，透過相工以“類禽獸”為富貴之相的現象，引申出對人世種種不平的感慨，隱含了對富貴者很尖刻的譏刺。全文層層推進、轉折，句式與節奏也隨之變化，造成一定的氣勢。
皮日休的好友陸龜蒙，字魯望，姑蘇（今江蘇蘇州）人，人稱甫裡先生，又號天隨子。有《笠澤叢書》、《甫裡集》。他的文學主張和創作風格都與皮日休相近，諷刺性短文寫得十分犀利，如《記稻鼠》一文先寫大旱，而越是大旱群鼠便越在夜裡盜稻穀，接著推起一層，寫大旱與鼠患越是嚴重，官吏索賦徵稅就越苛刻殘酷，然後進一步斥責道：
上捃其財，而下啖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
把官吏比作老鼠，說二者一樣為害百姓。二百來字的小品文，寫得情緒激憤，鋒芒銳利，結構嚴密，語言簡潔有力。又如《野廟碑》一文，從無名土木神鬼受人供品祭享寫起，筆鋒一轉，說到當今官吏既不能“解民之懸”，又不能“清民之暍”，卻“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並以暴力驅迫百姓奉侍自己。而一旦天下有事，他們卻束手無策。所以，他們比土木的鬼神更有害而無用。文章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