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淋漓痛快而且生動流暢。
晚唐諷刺性短文寫得最好的當數羅隱（833—910），字昭諫，餘杭（今屬浙江）人，曾十次應試都沒能考中進士，只好浪跡天涯，最後東歸吳越，投靠錢鏐。其《答賀蘭友書》自述“少而羈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有詩集《甲乙集》和《讒書》等。因為心中常有憤憤不平之氣，他的作品對社會持有一種尖銳的批判態度。正如《唐才子傳》所說：“詩文凡以譏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羅隱《讒書》裡的短文，大多數是以借古諷今、借物喻人的方式來抒寫心中激憤，批評時俗弊端的，《秋蟲賦》全文僅數十字：
秋蟲，蜘蛛也，致身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籲！
這實際上是在寫社會，強者捕食弱者，又為更強者所食，勾勒了一幅黑暗的社會圖景，也表現了他絕望灰暗的心境。又如《說天雞》僅百餘字，說徂氏父子養雞，兒子不像父親那樣重視雞的實際本領，只注重“毛羽彩錯，嘴距銛利”，養出的雞全然無用，以此影射唐王朝的用人政策。但全文僅末一句“道之壞也有是夫”點題，顯得含蓄而又不失銳利。而《英雄之言》諷刺帝王奪天下總要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越婦言》諷刺讀書人以“匡國”、“安民”為標榜，其實不過求富貴通達，並以此驕人，文筆都乾脆利落，思想也深刻敏銳，善於借寓言、歷史故事的舊話新說來揭示被人們忽略了的現象。
這種特點也常常出現在他的詩裡，如《西施》：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在當時關注社會問題的詩人中，聶夷中（837—？）是比較出色的一個，他的幾首詩都很著名，如《詠田家》：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此外，杜荀鶴（846—904）也有幾首詩寫得很好，如《再經胡城縣》：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
晚唐諷刺性短文和批判性的詩歌，在揭露社會黑暗、反映下層百姓的艱辛苦難方面，具有以前很少見的尖銳、大膽，這確實為晚唐文學帶來了一股生氣。
然而，上述作品並不是晚唐後期文學尤其是詩歌的主流。
這一時期的大多數詩歌，包括皮日休、杜荀鶴、聶夷中的許多詩作在內，仍是以山水風月、贈酬送別以及自身傷感情懷等為主，他們寫詩的精力，也主要放在這一邊，其藝術風格上大致可以分成兩個型別。
第一類詩歌，主要繼承姚合、賈島的詩風，以抒寫個人苦悶傷感為主要內容，以自然山水為主要意象，講究語言的精心錘鍊。這是晚唐詩歌的一大流向，相當多的詩人的作品都屬於這一型別。只是從馬戴、雍陶以來，這批詩人也吸收了白居易等人詩風的平易流暢，並受老、莊哲學與佛教思想的影響，傾向於靜觀默識的觀物方式與淡泊恬靜的審美情趣，逐漸擺脫了姚合、賈島詩中還很明顯的生澀尖新的特點而趨向於清麗流動，他們能把反覆錘鍊的詞語與流動的意脈自然地融鑄起來，把敏銳的官能感覺所捕捉到的物象與細緻的情感體驗結合起來，形成比較自然清暢的詩句。比如杜荀鶴，無疑受姚、賈詩風影響很深，他曾說自己“苦吟無暇日，華髮有多時”（《投李大夫》），“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苦吟》），並在賈島墓前緬懷這個前輩詩人說：“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經賈島墓》）對好句的追求與珍視可算是執著了，但他的詩卻絕不生澀，也無寒苦之氣，如《秋江晚泊》：
一望一蒼然，蕭騷起暮天。遠山橫落日，歸鳥度平川。家是去秋別，月當今夕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葦叢邊。
全詩平易曉暢，三四兩句寫景，雖然不甚新奇，但景緻舒展，高下相形，有動有靜，有縱有橫。又如《春宮怨》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二句，以融融春光反襯出宮女的寂寞，其中“暖”、“碎”、“高”、“重”用得很巧，卻不顯得雕琢。此外，如“一溪月色非塵世，滿洞松聲似雨天”（《宿東林寺題願公院》），“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題弟侄書堂》），“四五朵山妝雨色，兩三行雁帖雲秋”（《雋陽道中》）等，也都自然清新，細膩生動。而另一位詩人鄭谷（約851—約910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