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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李商隱
可以說，晚唐詩以李商隱為代表，在盛唐詩、中唐詩之後，開創了唐詩的第三重境界。從這三重境界前後相續的軌跡中可以看出，第一，隨著時代的盛衰變化，詩人的心理由宏放開朗轉為沉潛細膩，詩歌情感由清晰轉為隱晦，氣勢由張揚轉為收斂；第二，隨著詩歌技巧的發展，語言由通脫平易變得越加雕琢邃密，結構由自然舒展變得精緻工細；第三，隨著文人士大夫生活面縮小和對現實的失望，詩的內容由主要向外部世界攝取轉為更多向內心體驗搜尋。但儘管這第三重境界在氣概上不免有衰颯式微之感，但從詩歌發展角度看，它畢竟峰迴路轉，透過向內心世界的深入，別開了一個新的詩歌天地。在藝術上，它有它的特別之處，那就是近體詩語言技巧的精細綿密，情感表達方式的紆徐含蓄，結構佈局的斂約迴環，意境的深邃朦朧。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泌陽）人，唐文宗開成二年（837）進士。少年得志，卻長期沉淪下僚，一生為寄人籬下的文墨小吏。有《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的思想具有一些反傳統的傾向，尤其在文學上，他反對儒家道統對文學的統治權力。在《上崔華州書》中，李商隱明白表示不喜歡“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論調，他認為“道”並不是周公、孔子的專利品，也沒有古今之分，自己與周、孔都能施行，所以，自己寫文章“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即直抒胸臆。他又在《獻相國京兆公啟》中說：
“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歎以通性靈，故陰慘陽舒，其途不一，安樂哀思，厥源數千。”總之在他心目中，在文學中最重要的是個人活生生的思想情感。這些觀點，在唐代具有少見的透徹和真率。
同杜牧一樣，李商隱的人生理想仍是士大夫的傳統模式，相信由仕進為宦而治天下是人生首要的責任，而且真心誠意地關心社會，對政治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的許多由個人真實情感而發的政治詩，實際上要比那些從功利觀念出發的詩人的作品更有激情。如大和九年甘露之變發生後，他曾寫了《有感二首》、《重有感》來惋惜誅殺宦官的失敗；在正直文人劉蕡去世時，也曾寫了《哭劉蕡》、《哭劉司戶蕡》、《哭劉司戶二首》，一再嘆息“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平時，他也常常在詩中借古諷今，抨擊君主的荒唐誤國（如《南朝》、《齊宮詞》、《隋宮》），斥責藩鎮割據（如《韓碑》、《隨師東》、《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憫嘆民不聊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等）。但社會本身的衰敗和個人潦倒的遭遇，又使他深感失望與憤慨，因而在詩中發出“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那樣借古人自況懷才不遇的感嘆，而“淒涼寶劍篇，羈泊欲窮年。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風雨》），則更有一種孤孑而衰颯的意味了。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造成他心中的難堪、憂鬱與痛苦。正如崔珏《哭李商隱》所言：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在個人生活方面，李商隱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據說，他早年曾苦戀過一個女道士，並且可能有其他的戀愛經歷，但都沒有結果；婚後，他與妻子感情極好，然而妻子又在他三十九歲時去世。因此，在他心靈中，愛情帶來的痛苦也是極深的。
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經歷中愛而不得和得而復失的悲哀，使李商隱常被一種感傷抑鬱的情緒糾結包裹，這種感情基調影響了他的審美情趣。從文學淵源來說，在最能代表李商隱風格的那些詩中，不難看出他吸收了六朝駢文用典精巧、穠麗綿密的特點，杜甫近體詩音律嚴整的成就，韓愈、李賀等人煉字著色瑰奇新穎的長處；但由於自身情感基調與審美情趣的原因，也出於大詩人對藝術獨創性的追求，他把前人的這些特點融匯再造為自己獨特的風格。他擅長用精美華麗的語言，含蓄曲折的表現方式，迴環往復的結構，構成朦朧幽深的意境，來表現心靈深處的情緒與感受。在他的無題詩（包括以篇首數字為題而實際仍為無題的詩）中，這種特點尤其顯著。
在李商隱的詩中，意象、結構、意境都是非常獨特的。
首先，我們看到李商隱非常喜愛而且擅長用典故，也非常善於捕捉富於情感表現力的意象。如著名的七律《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