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偽託，這個問題尚有待深入研究，我們這裡暫存疑。《二十四詩品》又名《詩品》，它把詩歌風格分為雄渾、沖淡、纖穠、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二十四品，在各品之下各以十二句四言詩加以解釋，如《含蓄》：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這十二句中，有具體說明，也有曲折比喻，有些抽象與玄虛，這是因為風格畢竟是不容易直接說明和具體解釋的。
《二十四詩品》也頗重視詩的言外之旨，除上引“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他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雄渾》）、“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沖淡》）、“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形容》）、“遠行若至，臨之已非”（《超詣》）等論述，均與前引司空圖詩論相合。此書的長處是善於運用形象的語言來形容本不易說的詩境，給人以感性的體會。但書中其實不僅僅是談詩的風格和境界，而常常是把創作方法、藝術境界、欣賞心理乃至詩人的生活態度混合在一起來談，缺乏系統的理論，也不大講究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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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唐五代詞
第一節 詞的起源與敦煌曲子詞
詞就其本來性質而言，是歌辭，是廣義上的詩歌的一種。
中國古代的詩歌，向來同音樂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如先秦時代的《詩經》全部和《楚辭》的一部分，以及漢魏六朝樂府詩，原來都是配樂演唱的。不過音樂特別是娛樂性的音樂是在不斷變化的，舊的音樂消亡、轉變以後，原來的歌辭就成為純粹的文字作品，而有新的音樂和新的歌辭來取而代之。譬如《詩經》到漢代就只有少數還能唱，而漢樂府到了六朝，同樣多數是不能唱的了，六朝人以及唐人所寫的古題樂府詩，都只用於誦讀，而不是歌辭。
唐代音樂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實際在唐以前已經進行了很久，其主要特徵是原產於西域的“胡樂”尤其是龜茲樂大量傳入中土，與漢族原有的以清商樂為主的各種音樂相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音樂——燕樂。“燕樂”的名目，在隋代就有，而在唐代大盛，其部類也經過新的修定。唐代社會經濟繁榮，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音樂成為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享受。特別是在開元、天寶年間，玄宗皇帝精通並酷愛音樂，在宮中蓄養數百人的樂團，號稱“皇家梨園弟子”，更促進了社會上音樂歌舞的流行。而燕樂新鮮活潑，曲調繁多，使用各種不同的樂器伴奏，富於變化，故尤為人們所愛好。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曲辭》論唐代燕樂，說它“盛於開元、天寶，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而唐人崔令欽的《教坊記》（教坊是專掌俗樂的宮廷音樂機構，也為官場宴集提供歌舞娛樂）所載教坊曲則有三百二十四種，大都也是流行於開元、天寶年間的。這些燕樂曲調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辭就是詞的雛形，當時叫作“曲子詞”。
所以，唐代的燕樂歌辭本來與從前的樂府歌辭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卻逐漸形成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嚴格按照樂曲的要求來製作歌辭，包括依樂章結構分遍，依曲拍為句，依樂聲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一種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格的形式。這種情況是過去的樂府歌辭所沒有的。到了中唐以後眾多文人用這種制辭方式進行創作，這種新體歌辭逐漸成為中國文學中一種重要的體裁，就是後來通常所稱的“詞”。
但儘管可以作出上述大概的描述，關於詞的起源仍然是一個爭執不下的問題。因為一方面詞與樂府詩有割不斷的聯絡，另一方面它的依曲拍為句、按曲譜填詞的基本規則又是較晚才確立的。各人著眼點不同，對詞的起源的看法也就不同。大致上我們可以說：首先，詞是燕樂的產物，燕樂大盛於開元、天寶年間，這是詞的發展中的第一個重要階段，也可以說是詞的雛形階段。這時的燕樂歌辭，大約在民間已有不少是按曲調來寫而長短不齊的了，但文人的創作，基本上還是齊言的，演唱時往往需要經過一定的處理。到了中唐，自覺按曲譜作詞的文人不斷增多，詞在這時才能說正式成立為一體。
下面從二條線簡單看一看詞在雛形階段的情況。
燕樂中很多曲調本來就是民間歌謠的曲調，而民間歌謠本來就是有曲有辭的，這些為曲而配的歌辭很可能原來就是長短不一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