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實是“深為蒼生蠹”。還有貶官商州時所寫的《感流亡》，描述一戶因旱荒而從長安流亡到商州的貧苦人家的艱難情形，最後同樣歸結到自己仕宦十年，無所作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應該因被放逐而悲嘆。這種構架在白居易晚期詩歌中是已經出現過的。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類詩歌，我們會感覺到這些詩的感動力要差得多。這是因為：第一，詩人對自己表示同情的物件的心情並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優秀作品中那樣具有深入的理解，他們在詩中的形象顯得乾枯；第二，詩歌的後半部分歸結到自身時，在自譴中顯示出很強的自我表白意味，實際上這成了詩歌的重心；第三，這些詩在藝術上往往有些粗糙，表達“意義”的慾望比抒發情感的要求顯得更加強烈。所以說，這一類詩固然有其可貴之處，但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而上述特點，在後來的宋詩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真正能反映王禹偁詩歌藝術造詣的，還是那些描繪山水景物、抒發內在情懷的作品，如《村行》：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裡風光亦可憐。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系鞦韆。郊原曉綠初經雨，巷陌春陰乍禁菸。副使官閒莫惆悵，酒錢猶有撰碑錢。
這二首詩作於商州，王禹偁當時一方面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老莊哲學來寬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懷個人命運的不幸。前一首中“數峰無語立斜陽”一句，以擬人手法寫自然景物，使之帶有生動的趣味，這種寫法在唐代還不多，在以後的宋人詩詞中漸漸多起來，所以值得注意。
二首詩的結句，雖著眼點不同，但都是試圖把苦悶加以淡化，也已表現出宋詩的理智傾向。這二首詩的寫法很有白居易詩的特點，語言淺切，敘述從容連貫，層次清楚，沒有突兀驚人的意象，也沒有跳蕩的表現，色彩鮮明但並不濃膩。詩中的對句，雖工整卻頗為自然，讓人感到親切而不吃力。王禹偁詩常是這樣淺易流暢、娓娓道來，而頗有情味的，像《初入山聞提壺鳥》中“商州未是無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劉博士》中“下岸且尋甘露寺，到城先問惠山泉”等等，可舉的例子很多。他在《馮氏家集前序》中所讚揚的“詞麗而不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暢的風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風格。
另一方面，王禹偁也吸收杜甫詩的某些特點。據說，他兒子說他的詩與杜詩相似，他便喜不自勝，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聊以自賀》），他還說過“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鹹》），對杜甫備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偁詩中常可以看到杜詩的痕跡，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
露莎煙竹冷悽悽，秋吹無端入客衣。鑑裡鬢毛衰颯盡，日邊京國信音稀。風蟬歷歷和枝響，雨燕差差掠地飛。系滯不如商嶺葉，解隨流水向東歸。
詩寫羈旅中的孤獨淒涼之感和對京城的思念，透露著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內涵與杜甫的詩近似，那種嚴謹的、開合變化的結構，起伏頓挫的格律、工整的對仗、情與景的相互襯托，都與杜詩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詩那樣沉鬱有力，氣象壯闊。而比起率意淺切、舒緩流暢的白體詩來，它顯得結構緊密多變化，語言上經過更多的錘鍊。其實，就是前面所舉出的《村行》和《寒食》，雖說學杜詩的痕跡沒有《新秋即事》這樣明顯，但也是寫得比較細緻而又曲折和含蓄的，並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再泛吳江》、《今冬》，七絕《杏花》、《春居雜興》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賀裳說他“雖學樂天，然得其清，不墮其俗”（《載酒園詩話》）。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麼可以說：王禹偁雖羨慕白居易的放達，卻學不到白居易後期那種閒適自在，內心總有拂不去的苦惱；雖敬仰杜甫的為人，卻也學不到杜甫的執著與激情，故其詩風亦依違於兩人之間。
北宋初年，白體是許多人喜愛的詩歌風格，但相當多的人是因為它淺近易學、流利爽滑，所以不免寫成順口溜似的缺乏詩味的作品。歐陽修曾舉“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為例，譏笑達官貴人“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六一詩話》），徐鉉與王禹偁則在學白居易的同時，汲取了其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點。尤其王禹偁，對北宋下一代詩歌風氣，在多方面具有開啟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