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傳統為己任。
柳開、穆修都曾尖銳批判晚唐五代以來流行的駢文。柳開說，這些文章“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為工，聲律為能”（《上王學士第三書》），穆修說，“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答喬適書》）。
這種批評即使也有一點積極意義，但他們所要引導的方向，卻是另一個更嚴重地束縛文學生機的極端。他們的主張大體是崇道與尊韓。“崇道”的旗號說來是歷史很悠久的了，但具有文學愛好的人，總是要把這一理論原則的內涵多少加以擴充，以便為文學的審美性質與抒情性質留下餘地，自劉勰至韓愈等都是如此。而柳開、穆修的“崇道”，則完全限制在宣揚封建政治與道德準則的範圍，甚至他們對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所寫的議論說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說教。“尊韓”當然是和“崇道”聯絡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又把韓愈作為文學家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而把他作為道學家的一面加以強調，如穆修說：“韓、柳氏起，然後能大葉古人之風，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唐柳先生集後序》）其實這和韓、柳的情況都是不盡相符的。在文章風格方面，由於他們沒有韓柳那樣的才氣和個性，只是很機械地反駢文而行，人為地搞得參差不齊、古樸生僻，因而很難吸引人。所以，他們的主張在當時並不受歡迎。柳開嘆息說，他本以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於人上而遍及於世間，豈慮動得憎嫌，擠而斥之”（《再與韓洎書》）；穆修也說自己的古文被人視為“語怪”，被人“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即指以為惑”（《答喬適書》）。
王禹偁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當時有一個叫張扶的秀才攜文三十篇向他請教，他讀後感覺“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於是在《答張扶書》和《再答張扶書》中談了一通自己對文章的看法。他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但他提出：“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傳道”與“明心”並論，實際上就是不把道當作純粹是外在的教條理念，而是與自己內在的追求、個人的性情聯絡在一起，這樣，文的應用範圍就比柳開他們所主張的廣泛。同時，他又提出，文既然是傳道義明心跡的，就不應該“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而應該“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
在散文寫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嘗試。駢偶之文長期以來為人們所愛好，有其內在的原因，所以機械地反對駢文，在寫作上一切與之背道而馳，實際上不會有什麼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駢文整齊而容易上口、具有聲韻之美的優點，形成既自由流暢又有一定音樂節奏的新風格，如《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如此描繪：
……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這一節文字亦駢亦散，音節和諧又有變化，具有流暢跌宕的風致。在說理性的文字中，由於王禹偁提倡的是“傳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學教條來教訓人，而是在闡述“道”的同時表現出自己內心的好惡喜怒，所以也不是那麼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記》為了說明天下安危繫於宰相的道德修養這一政治見解，把兩種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時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後對應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寫出“賢相”與“奸相”的形象，雖說難免簡單化，但確實表達了作者的政治觀念（道）和個人愛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無論說理文還是記敘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澀的詞句，文筆顯得清麗流暢，這一特點在前面所引的一節文字中可以看出，再舉《錄海人書》的一節為例：
垣籬廬舍，具體而微，亦小有耕墾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鱉者，有婦人採擷藥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傳聞描繪理想的社會模式，筆調頗類於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正如葉適《習學記言》所說，王禹偁的散文有“簡雅古淡”之長。
關於柳開、穆修及王禹偁對後來散文的影響，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從實際創作來說，後來的散文主要是沿著王禹偁的方向發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視表現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點，和化駢入散、清曉流暢而又具有韻律感的文字風格，在歐陽修、蘇軾等散文家那裡都得到繼承，從而形成了與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論上，後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與影響，卻把柳開、穆修的地位提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