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尊之為宋初文風改革的開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在論及五代文體薄弱後便說：“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邵伯溫《聞見前錄》也說：“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倡。”這是因為：在宋代文學尤其散文中，道統文學觀具有壓倒性的勢力，而柳開、穆修的創作雖無所成就，甚至談不上是文學家，但他們對於“道統”的鼓吹卻遠比王禹偁積極有力。後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學淵源時，首先不是從散文藝術，而是從“道統”的意義上去尋找一個連結韓愈、柳宗元與自己的中介環節。創作現象常常是複雜的，而理論的歸納往往會被簡單化，這是文學史上反覆出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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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學變革與蘇軾
十一世紀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會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一系列的變革主張與實踐，並因此引起廣泛的爭論乃至激烈的鬥爭。宋代文學也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變革，形成不同於前代文學的風格特徵。
這種情形的產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雖立國未久，統一、安定和經濟發展帶給人們的滿足感就已開始消失，各種危機都已顯露出來——對西復、契丹作戰不利，使得版圖原本狹小的王朝面對外部的強大壓迫；冗官、冗兵難以縮減，使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民間一再發生反抗活動，使政府疲於應付等等，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慮和社會責任感。其次，中國歷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這時已經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於國家政權，又是這一政權的支柱，加上宋自開國以來對士大夫採取優容的政策，使他們更具有政治熱情和積極表現自己的慾望，高談激論，成為風氣。再有，宋王朝雖以崇尚儒學為標榜，卻也同時利用佛、道，所謂“三教合一”的趨向在這時開始形成。而大多數士大夫以儒學為安身立命之地，他們既需要爭取和保持儒學的優勢地位，也需要對儒學本身加以適當的改造。於是，所謂“變舊更新”成為時尚，正如陳亮所說：“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銓選資格》）倡導變革者，具體主張並不一樣，有時甚至彼此衝突，但重心無非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夠既維持這個高度集權和專制的政權而又能克服它所帶來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提倡的“慶曆革新”和後來的王安石變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純正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倫理道德的廣泛深化、內化來克服社會矛盾（由此形成了劉敞、歐陽修、二程等人對儒學的改造）。
從文學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學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變革的發生也已成為必然。不過，當時的文學變革，並非單純是文學方面的事情，它與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僅由朝廷正式發出要求“矯文章之蔽”的詔令，而且，當時的著名文人，要麼是政治舞臺上的核心人物，如歐陽修、王安石，要麼與政治活動有很深的牽連，如梅堯臣、蘇舜欽、蘇軾等。因此，文學受政治及倫理觀念的影響之深為前所未有，宋代文學就是在這種受約束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
在上述作家中，歐陽修的文學成就並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夠吸引許多優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圍，在文學上又具有一種包容和調和的能力，能夠在當時各種不同的文學主張中找出一條合適的道路，因而成為這一場文學變革的名副其實的領袖。而蘇軾既與這一文學變革相聯絡，又有超出這一變革之主旨的較為豁達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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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道統文學觀的盛張
宋初柳開以尊韓和文道合一為號召，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比他稍後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嘆。因此，在這一階段中，一些以復興儒道為己任的人，便沿著他們的方向發出更響亮的呼聲，乃至提出更極端的主張。
曾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壇上很有勢力的西昆派提出來做靶子，以震動人心，二是不僅涉及古文與駢文之爭，而且要在整個文學領域中建立“道”的統治。石介的《怪說》指斥楊億“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韓愈）之道”，因此耳聾目盲，然後“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本來，西昆派的文學是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