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成就也有相當缺陷的，在當時確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辦法，卻是派他們一頂“名教罪人”式的帽子，從世道人心的意義上徹底打倒，以維護“道統”的神聖性。他的觀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廢棄詩文的藝術形式，使文章成為儒家經典、封建倫理的衍生物。而同時持類似觀點的為數並不少，如劉敞說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公是先生弟子記》）；尹洙認為“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記》），他們都否認了文學有自身的價值。
北宋中期理學逐漸興起，理學家們對文與道的關係提出了更為苛嚴的看法。周敦頤首先提出“文以載道”的明確口號，更徹底地說明了文對於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車子，如果不能載運道，則再好看也是無用之物。但他還承認文章的美飾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見《文辭》），程顥、程頤則更趨極端。如石介等人還是尊韓的，只是忽略了韓愈還有愛好文學的一面。對這種不徹底性，以及韓愈本身的矛盾，二程從更純粹的道學立場上提出了修正。他們認為致力於文章是有害於道的，因而韓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二程遺書》）
不但韓愈，杜甫的寫景詩，程頤也斥為“閒言語”，責問：
“道出做甚？”其實，這是強調道統文學的必然結果，前人不過出於對韓、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罷了。
當然，這一類觀點並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場文學變革的理論基礎。歐陽修在對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時，也提出了批評；理學轉盛，還遲於歐陽修領導的文學變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個那一段時期中，道統文學觀的盛張，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謂“古文運動”進行得比唐代古文運動順利，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此。所以，它對歐陽修領導的文學變革，自然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和約制。譬如，蘇舜欽很明白地說過“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孫衝諫議書》），而歐陽修本人，也有著“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送徐無黨南歸序》），而“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的觀念。當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較合理、對文學比較重視的論點，後面將會說到。但無論如何，在以道統文這個基本原則上，他和當代的理論思潮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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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梅堯臣、蘇舜欽的詩
北宋初三種詩風鼎峙的格局，從實質上來說，還是唐代詩歌的延續，而西昆體一時大盛，又使得學詩者爭相模擬，在真宗及仁宗前期形成了專事雕琢的詩歌風氣。在時代發生變化以後，唐詩的風格已實難保持，而缺乏激情和才華的詩作者對李商隱的模擬，很容易成為空洞的文字遊戲。因此，詩歌的變化在這時已不可避免了。於是，梅堯臣率先自樹一幟，而蘇舜欽與之呼應，他們在吸取唐詩尤其是白居易、韓愈詩歌某些因素的同時，又順應著時代文化的特點，在詩歌的題材、感情表現和語言形式等各方面進行新的嘗試，從而開啟了宋詩的道路。並且，由於歐陽修的竭力推舉，他們在詩壇上造成了更大的影響。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宣城（今屬安徽）人，當過尚書都官員外郎，後人因稱為“梅都官”，又以宣城之古名，稱之為“梅宛陵”。有《宛陵先生文集》。在梅堯臣成年以後的幾十年中，宋王朝外患內憂頻仍，社會秩序十分不穩定，所以他雖一生沉淪下僚，對於國家、政治卻抱有強烈的關切。梅堯臣早年和西昆派詩人關係甚密，但詩歌風格卻與之不同，後來更是有意識地加以糾正。糾正的方向，首先是強調《詩經》以來文學干預社會、針砭現實的傳統，反對詩歌中的娛樂、遊戲傾向。在《答裴送序意》中他寫道：
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
在《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中，他又尖銳指斥道：“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辯雄。經營唯切偶，榮利因被蒙。……”在理論上，這些議論並沒有多少新的東西，但對當時流行的無病呻吟、玩弄辭藻的詩歌風氣，卻有著一定針對性的意義。
作為他自己的詩歌主張的實踐，梅堯臣寫了不少反映現實政治問題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既欲以此感悟上層統治者，又藉以表現自己的道德良心。像他的《襄城對雪》之二，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