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尹洙等人表示相當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對過分偏激的主張。他雖說過“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薛簡肅公文集序》）；認為文采還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文章（當然是指符合於道的）有著不朽的價值，“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嶽常崢嶸”（《感二子》）。雖說這些表述較之宋以前文學理論已經達到成就而言，並沒有什麼發展，但在當時的環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義。
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歐陽修的態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對西昆體，他有不少好評，甚至稱讚揚億“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錄》），而批評石介對西昆詩人的極端態度是“好異以取高”，“以驚世人”（《與石推官第一書》）。再如對駢體文，歐陽修的持論也較公允。他說過，“時文雖曰浮巧，其為功亦不易也”（《與荊南樂秀才書》），“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論尹師魯墓誌》），並讚揚蘇氏父子的駢文“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蘇氏四六》），他認為駢文的缺點是在形式的嚴格限制下造成說理和敘述的不清晰，不暢通。所以，歐陽修所領導的文學變革雖有反對西昆體和駢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怎樣使文學在建立完善的社會秩序方面起到更積極更實際的作用。在這個基本前提下，他們維護了文學的存在權利，同時也維護了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活動的價值。
同時，歐陽修他們也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韓愈、走向僻怪險澀的文學風氣。尊韓本來是歐陽修提出的主張，據其《記舊本韓文後》，韓文的流行同他校定《昌黎集》直接有關。但這恐怕主要著眼於提倡“古文”和發揚韓愈的文學主張，韓文那種個性發露、奇崛雄肆甚至是險怪僻澀的風格，未必為歐陽修所喜好；尤其是，它和宋代的文化風氣，和宋人儒雅斂束的個性很難投合。所以歐陽修他們倡導的“古文”，需要走一條不同於唐人的道路。當時有所謂“太學體”（國子學中流行的文體），其代表人物為劉幾，據說其文使“學者歙然效之”（《夢溪筆談》）。它的面貌現在已無法看到，據《夢溪筆談》所引片斷，有“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之句。倘以韓愈及其周圍文人的怪誕之語相比，這實在不算怎麼奇特。但歐陽修為了提倡一種樸素流暢的文風，嘉祐二年主持科舉時，將劉幾的文章用紅筆從頭到尾，一下抹倒，“判大紕繆字榜之”，並將“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同上）。這激起舉子譁變，群聚嘲罵，甚至在大街上攔住歐陽修的馬頭鬨鬧，而歐陽修不為所動，終於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科舉文章與士人一生前途相關，它對社會上文章風格的影響自然不言而喻。
透過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集團的努力，北宋中葉的這一場文學變革終於獲得成功，並由此主要在詩、文兩方面確立了宋代文學的基本風格。這當然很難加以簡單的概括，從大的方面來說，以文而言，是雖以散體為主，實融合駢體，可以說結束了駢體與散體的截然對立，文字以淺易流暢為多，節奏徐緩宛轉，較少激烈跳蕩的表現（尤其是非政治性的抒情散文）；以詩而言，情感的力度減弱，所反映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相應地色彩和意象都比較疏淡，而對事物觀察和體驗比前人更細膩，總體上帶有重理智的特點，特別在古體詩中，散文化的敘述和說理成分往往佔很大比率。
對於這一場文學變革的評價是複雜的事情。概要而言，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是士大夫集團所倡導的思想文化變革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它對文學自由發展是有約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它有效地抵制了更為極端的道學家的主張，在時代的限定條件下，孕育了中國文學的一些新的特色，豐富了中國文學的總體面貌。而且，同歷史上的各種文學運動一樣，作家的實際創作並不是完全被他們的理論的陰影所籠罩的。
歐陽修本人的詩文創作，在當時也具有典範意義。他的詩中，如《答朱案捕蝗詩》、《食糟民》、《答楊子靜兩長句》等，都是涉及具體社會問題、有感而發的，並且就此陳述己見，或表示內心的道德自責。他的政治詩的數量並不多，這大約因為他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不同於一般文人急於用詩歌來表現自己。
歐陽修詩中一些古體長篇，好發議論，好鋪排敘事，散文化的傾向非常嚴重，如《洛陽牡丹圖》像一篇《洛陽牡丹記》，